第四章　如日中天的Ｇo-Ｇo

年輕人的缺點在於不寬容，年輕人統治則使華爾街一直尊崇的品質—年齡和經驗遭到排斥。再不可能有什麼社會變遷能夠更加深刻地搖撼傳統的華爾街。那麼，價值觀的突然逆轉是如何發生的呢，這是好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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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偶然地，文化和社會變革在衝擊著美國華爾街的同時，也衝擊著紐約的華爾街。1968年，紐約第一次在那些一向樂觀的公民眼中顯得難於駕馭，失去控制。熱愛這座城市的人堅信，儘管它經歷著短暫的混亂—迷霧、噪音、阻塞的街道、種族對抗、毒品和犯罪的致命循環、喪心病狂的反公眾行為、辦公室腐敗—某種深層次的代表秩序和善行的文明法則之手會在無形之中掌握它，因此情況最終會好起來。但1968年，臭名昭著的教師罷工，既震驚了對關閉學校嗤之以鼻的公眾，也震驚了導致它並使它持續下去的玩世不恭的政治玩弄者。也許正是因此許多市民絕望地感到那隻看不見的手已經消失了，假如它確實存在過的話，並且秩序的基礎不復存在。

當然，這仍然是一座偉大的城市，並且總有一天絕望的感覺會過去。少數派發出新的尖銳聲音是因為獲得了新的自由，而不是遭遇到新的敵意。正如音樂評論家哈羅德·C·勳伯格（HaroldC.Schonberg）指出的：“很快，世界上任何城市所能提供的最好的藝術、最好的音樂、最好的圖書館、最好的餐廳、最多樣的娛樂將唾手可得。”紐約勇敢而堅韌的藝術與文化之花在社會秩序的一片廢墟中正在盛開。有立必先有破，我們可以不把1968年的紐約看做一座垂死之城，像許多城裡的智者自信地宣稱的那樣，而是把它看做一座新生之城。

歷史上幾乎所有偉大的文化中心都首先是金融中心。紐約為這一句話提供了經典例證，但是用它作為論據必須非常謹慎。如果從中得出金融中心會自然而然地催生文化的結論，就會落入最普遍的邏輯錯誤。不過，這卻是一個隱含的事實，尤其從1968年華爾街的角度看，因為它與百老匯戲劇界、百老匯以外的戲劇界、林肯中心、大都會博物館、現代藝術博物館和格林尼治村屹立在同一塊岩石上。在那一刻，我們所看到的發生在1965年華爾街的道德和習俗的變革是猛烈的：與後台辦公室癱瘓並存的，是任何時代任何地方的社會變革中必不可少的對舊式權威的顛覆，以及對舊習俗的斷然擯棄。但華爾街的變革，如同紐約的變革一樣，並非完全不好。廢墟中有新的花朵在萌芽，甚至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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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來看一看或多或少並未被觸及的老社會教條。在很多情況下，它們是華爾街最邪惡又最不可或缺的，比如，它由來已久的對女人和黑人的偏見只在象徵意義上減輕過。

華爾街的女人（和美國其他地方一樣）正在為爭取重要地位而奮鬥，但她們人數不多。到1968年，有數百名，或者數千名女性經紀商，她們主要為不斷增加的女性投資者服務，而後者主要也只信任女人，這是社會改革與金錢之間達成共同利益的一個令人愉快的例子。但在高層，紐約下城的女人則很難與華爾街的男性沙文主義者一爭高下。1967年12月28日，性格堅韌、雄心勃勃而和藹可親的三十多歲的女經紀商穆里爾·西伯特（MurielSiebert）成為現代紐約股票交易所第一位女性成員。她曾在數家經紀公司當過股票推銷員，後來決定自立門戶。她第一天步入交易所場內進行交易時，從不以敏感聞名的紐約股票交易所當局，要求她佩戴實習生的徽章。1970年7月，紐約的一名家庭主婦，瑪德龍·泰利（MadelonTalley），厭倦了全職太太的生活，在哥倫比亞大學學了一些金融課程，成為德萊弗斯槓桿基金（DreyfusLeverageFund）的合夥經理人，她也是華爾街第一位女性基金經理。幾扇長期緊鎖的門打開了一條縫，但也只是一條縫而已。

至於黑人男性（更不要說黑人女性），華爾街將1965年對他們的非象徵主義歧視升級為60年代末的象徵主義歧視。1968年7月，希爾森漢米爾公司（ShearsonHammillandCompany）開始著手在哈勒姆區①腹地開設分支機構的計劃，這是全美國在黑人聚居區開設的第一家經紀公司分支機構。認為哈勒姆區的本地人能夠產生足夠支持一個分支機構利潤的經紀生意，是不現實的，而希爾森漢米爾公司沒有進行如此堂吉訶德式的假設。人們有一個頑固的觀念，那就是白人金融機構—大基金會、共同基金、退休基金、捐贈基金—出於慈善或公共關係的目的，願意把一部分經紀業務從一個設在哈勒姆區的分支機構分流出去，其用心良苦的目的是把佣金收入注入貧窮的黑人社區，而不是反過來讓富足的華爾街人賺取佣金收入。希爾森漢米爾公司與不同的哈勒姆區團體，尤其是當地的爭取種族平等大會，就具體事宜發生了爭論。最終，希爾森漢米爾公司決定建立一個基金會，命名為克里斯普斯·阿塔克斯（CrispusAttucks），據信這是在美國革命中第一位被殺死的美國黑人的名字。該基金會將“致力於幫助哈勒姆社區建立健康的經濟”，以希爾森漢米爾公司的哈勒姆分公司總收入的7.5%作為其資金。1969年7月，分公司開業，位於哈勒姆區的主要街道，第125大街，職員主要是黑人，經理是小拉塞爾·戈英斯（RussellGoings，Jr.），一個嚴厲而和善的人，三十多歲，曾在美林公司在郊區的一個分支機構幹過，還當過一段時間布法羅比爾橄欖球隊的球員。很多白人機構給分公司送生意，使它能夠小有利潤（起初，99%以上的生意都是機構生意），也為克里斯普斯·阿塔克斯基金會帶來了大量收入。用玩世不恭的觀點看，希爾森漢米爾公司的所作所為，可以看成是有負罪感或者恐懼感的白人向黑人獻殷勤的又一個例子。不過，在華爾街與世隔絕的環境下，這是向前邁出的一大步。顯然，在大多數時候，這是世界上最不會為負罪感驅使的一個地方。

在紐約股票交易所，也有類似進展的跡象，不是在1968年，但很快。1970年2月，約瑟夫·路易斯·瑟爾斯三世（JosephLouisSearlesIII），一名31歲的年輕黑人，紐堡勒布公司（Newburger，LoebandCompany）的一般合夥人和交易所場內經紀商，將成為紐約股票交易所歷史上第一位黑人成員。與他之前的許多紐約股票交易所成員一樣，瑟爾斯是借錢購買席位；和拉塞爾·戈英斯一樣，他以前也是一位明星橄欖球員—在那時，曾經參與美國人最喜愛的週末娛樂運動的記錄，很明顯是黑人進入經紀業實際上的先決條件。但事情有意想不到的諷刺意味，約瑟夫·瑟爾斯在對任何膚色和種族的人而言都最糟糕的時刻進入了紐約股票交易所。市場是殘酷而公正的，到這年11月，瑟爾斯在1970年的大崩盤中輸光了全部身家，很快退掉席位，離開華爾街，在別處開始了新的職業生涯。

1970年底，紐約股票交易所將只剩下一名女性成員，而沒有任何黑人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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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65年開始，華爾街幾乎再沒有什麼和原來一樣了。最明顯的變化是年輕人的勝利。兩代人之爭以一方大獲全勝告終，華爾街殺死了它的父親，完成了弗洛伊德式的想象。在曇花一現之間，20世紀60年代末期變成年輕天才（蓄著連鬢鬍子的快槍手）的全盛時期。那是怎樣的年輕人形象呢？他來自富裕的中產階級家庭，通常上過不錯的商學院；不到30歲，通常遠小於30歲；穿著醒目的條紋襯衫，寬寬的領帶隨意飄動；渾身散發著自信，自以為是，近乎傲慢，嘴裡不停冒著新詞，“業績”、“理念”、“創新”和“協同效應”；說話很快，幹活賣力（但和後台辦公室的那些人不同，他似乎很少碰毒品，包括大麻）；如果走運，他能夠從他管理的資產裡獲得40%~50%的提成，外加每年超過5萬美元的年薪。

實際上快槍手們幾乎不需要爭取“業績”。年輕就是他交易的資本，藉著華爾街文化時尚令人難以置信的陡然轉向，他已經是贏家。《機構投資者》雜誌介紹了一名不到30歲的股票分析師，有三年的工作經驗（對於1968年的年輕分析師來說是很不錯的），年薪2.5萬美元，為了改善自身環境，他決定換工作。自我推銷的兩週之內，他收到15份工作邀請，其中一份年薪3萬美元，實際上可能拿到5萬美元，並且在兩到三年內可能當上合夥人，另一份年薪3萬美元外加獎金、利潤分紅和遞延薪酬。《機構投資者》還介紹了另一位，32歲的年紀，已經年薪5萬美元，收到一家招聘管理人員的共同基金的邀請，對方開出的條件是年薪近15萬美元。“你知道這一位說什麼嗎？”目瞪口呆的招聘者說，“他說他願意考慮！”

從數量上看，年輕人已經統治華爾街。一家波士頓的老牌投資諮詢公司估計並向其客戶報告了令人吃驚的事實：1969年的所有投資業人士中10%為45歲或以上，25%為35~45歲，餘下的65%都在35歲以下。在新的環境下，一個不到30歲的年輕人面臨如此多的選擇，以至於有時候他會選一個全國聞名的股市弄潮兒當一當。阿爾戈斯諮詢公司（ArgusResearch）的馬丁·薩斯（MartinSass），25歲，發現了一家處於反彈階段的針織品公司，叫做度普蘭（Duplan）。由於中意它的管理層和主要產品女性內衣，他便在1968年4月推薦了它的股票。結果，度普蘭成為當年紐約股票交易所上漲幅度最大的股票。當《商業週刊》1969年初採訪薩斯的時候，他身體往後一靠，說“我選出來的股票大約95%都是表現平平的”，一副年老政治家漫不經心的派頭。接著是比爾·伯克利（BillBerkley）。1966年，20歲的他還是哈佛大學一名帥氣、自信的大二學生，據說有個人到他的班上去，請所有對一年2萬美元的報酬滿意的學生起立。一些學生站起來。5萬美元呢？更多學生站起來。那麼，10萬~20萬美元？這時整個班都站起來，除了伯克利。1968年6月一畢業，他就與一名“老”合夥人（25歲）成立了伯克利械習補�荊˙erkley，DeanandCompany），到第二年1月，他們已經管理著1500萬美元的投資賬戶，併發起了他們自己的共同基金。

1968年，創業基金的弗萊德·卡爾已經年過37歲，權益基金一度令人畏懼的弗萊德·阿爾傑也已35歲，都是轉瞬即逝的明星。（“你喜歡哪個弗萊德？”幾年前華爾街人還互相詢問，現在再也不了。）傑拉爾德·蔡，40歲，是值得尊敬的昔日英雄，但再也引不起人們的注意。人們開始相信，而且也沒有出現反證，幾乎任何40歲以下的人，都能本能地比40歲以上的人更能理解和預見飛快發展的新興非傳統公司的壯大。在這種新的歧視性景象面前，年齡再一次陷入絕望的掙扎。“才能和判斷力不光是年齡的產物。”注重傳統的戴維·L·巴布森公司（DavidL.BabsonandCompany）嚴厲地致信它的客戶，“但在經驗和評估風險的能力之間有很高的相關性。”人們可以想象年輕的槍手們對這種說法會報以怎樣的嘲笑。

年輕人的缺點在於不夠寬容，年輕人統治則使華爾街一直尊崇的品質—年齡和經驗遭到排斥。再不可能有什麼社會變遷能夠更加深刻地搖撼傳統的華爾街。那麼，價值觀的突然逆轉是如何發生的呢？這是好事嗎？對於第一個問題，我們已經看到，華爾街出現了人才的青黃不接，1930~1950年之間，富有才華和精力旺盛的年輕人不願意去那裡工作，造成人才真空。但顯然還有別的原因—20世紀60年代末全世界的青年恐懼和青年崇拜的洪流；人們開始相信，只有年輕人才能理解和掌握老一輩創造卻不能控制的新世界；最後，人們開始排斥無意義的經驗，並且不加判斷地服從不經事實幹預的直覺。靠夢想和風潮生存的華爾街，儘管裝腔作勢地擺出理性務實的樣子，卻正是年輕人茁壯成長的溫床。

華爾街提供了一個讓一種趨勢可以自我延續下去的氛圍。華爾街成功的傳統秘訣、個人關係和內部消息，現在為年輕而不是年老的基金經理或經紀商服務。一名飛速發展的特許經營公司或計算機租賃公司的30歲的總裁，願意與一名60歲的華爾街人一起進餐或達成交易呢，還是願意與和他一樣自命不凡的30歲的時髦年輕人這樣做呢？至於股市1968~1969年的熱門股票，華爾街的老年政治家只有白日做夢的份兒。他們仍然可以隨時搞定通用汽車或者國際電話，但那不是最令人激動的所在。

到底管用嗎？年輕人的直覺和特有精神，作為證券分析的工具，對廣大投資者來說管用嗎？從結果上看並不管用。1970年，大部分熱門股票都會跌下馬，大部分吹捧過它們的年輕槍手都會離開證券業，或者，被證券業拋棄。正如約翰·肯尼斯·加爾佈雷思1970年春天所寫的：“天才就是上漲的市場。”一旦上漲的股市開始下滑，鷹的眼神就會變得空洞。但年輕人的狂歡所帶來的華爾街信仰和價值觀的短暫變革，對於某些脆弱的習俗是一次必要的修正，是一次以後會帶來統一的對立。它讓華爾街明白，老人也會犯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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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金融界在某種程度上扭轉了戰爭代表牛市、和平代表熊市的頑固觀點，這還是本世紀第一次。這種實際上的鷹派觀點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就根深蒂固，正是一戰使美國從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變成最大的債權國，並帶來巨大的軍火利潤，這在新政時期曾遭到奈氏委員會（NyeCommittee）的嚴厲曝光。第二次世界大戰並沒有帶來明顯的牛市，主要是因為過重的收入稅，但它顯然也沒有造成熊市。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的道瓊斯工業指數比珍珠港事件前一週高50%。朝鮮戰爭，以道瓊斯指數來說，稍稍有點熊氣。事實上，正如艾略特·簡維（EliotJaneway）在《危機經濟學》（TheEconomicsofCrisis）中所寫的，“美國的戰爭似乎不光對大人物有好處，通常對幾乎所有人都有好處”。國際衝突是很好的商業版新聞，因為戰爭，或者戰爭的可能性，讓人們像機器一樣繁忙。相反，國際調解或者調解的表象，會引起人們對就業不足或產能過剩的恐懼。正如共產主義者一直說的，金融資本主義內在地靠戰爭繁榮。或者如果從道德而不是政治角度考慮這一問題，道瓊斯指數多年來對和平與戰爭的反應，為市場儘管是人類心理的產物，卻缺乏人類靈魂這一事實，提供了最鮮活的證明。

20世紀50年代末，是冷戰衝突、核試驗競爭、各種難以想象的武器的儲備競賽如火如荼的年份，華爾街已經習慣於把最輕微、最短暫的國際調解，更不要說國際友好行為，當做恐慌的信號，華爾街令人心寒的態度也被帶入20世紀60年代。但是，1962年10月令人毛骨悚然的古巴導彈危機過後，出現了短暫的股市下滑，顯然是因為投資者在驚恐中認識到，雖然戰爭可能對股市有好處，但首先要能夠活著才能享受這樣的好處。1966年，當反對越南戰爭的遊行首次到達華爾街時，它的反應基本上是輕蔑的。那年4月12日，一群自稱反對戰爭和法西斯主義的大約十多個青年男孩兒和女孩兒，從觀光走廊向紐約股票交易所場內投放反戰傳單，使交易所交易出現短暫的中斷。他們被武裝保安拖出了觀光走廊。紐約股票交易所的官員則說，毫無疑問是理由充分的：“我們不希望觀光走廊被當成政治平台。”不用說，股票市場平均指數絲毫沒有受到影響。兩天後，在紐約股票交易所外面的布羅德街發生了一起小規模激戰，反對戰爭和法西斯主義的青年與右翼團體美國自由愛國者聯盟（AmericanPatriotsforFreedom）拳腳相向，相互辱罵。華爾街官方完全不加理會，但對戰爭的公開辯論最終還是侵入了它的領地。一年多以後，艾比·霍夫曼同他的朋友朝交易所場內扔美鈔，並招致他們預想的反應。

起初我以為在紐約股票交易所扔錢只是小事一樁［霍夫曼後來寫道］……我們甚至沒有叫來媒體。我們大概有18個人，我們一進去，保安立即和我們對上了。“你們是到這兒來示威的嬉皮士，我們不能允許這種事在紐約股票交易所發生。”“誰是嬉皮士？我是猶太人，而且我們不示威，看，我們沒有示威標語。”我反駁道。保安……同意放我們進去。我們與所有其他遊客一起排隊，互相聊天。當隊伍移到角落時，我看到從來沒有那麼多記者擠在那麼狹小的空間裡。我們開始搞怪，吃錢，接吻，擁抱，諸如此類……我們被引進去，並立刻開始朝欄杆裡面扔錢。龐大的收報機停下來，經紀商們發出大聲的歡呼。出來的時候，我又繼續在媒體面前表演……我們在紐約股票交易所門前跳舞，慶祝扔錢行動的結束。我燒了一張5美元的鈔票。

這一事件完全沒有明顯的反戰內容，但這群嬉皮士還是被華爾街與反戰行動聯繫起來，或許，收報機停止、經紀商為嬉皮士歡呼的那個1967年的夏日，標誌著華爾街轉變其戰爭態度的時刻的到來。無論如何，這一轉變到第二年春天就徹底完成了。1968年4月頭兩個星期的股市表現令人驚訝，股價狂漲，交易量刷新，預示著瘋狂的投機年代即將來臨。這明顯是市場對和平做出的反應，因為約翰遜總統在3月31日發表了退位演講，在巴黎也即將舉行越南和平會談。事實將證明，種種和平跡象都是虛假的。但對那些如我一樣碰巧在4月3日身處紐約股票交易所的人來說，華爾街的反應是真心實意的，幾乎可以說是激動人心的。這一天創下了空前的交易量紀錄，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春天的下午。到收盤前10分鐘，這一天的交易量已經突破1900萬股大關，輕而易舉地打破此前所有紀錄，道瓊斯指數則上漲了6點。交易場上方的熒光屏上，股票報價不斷跳動。經紀商們不時地大喊和大聲吹口哨。有一個人還發明瞭一種發射器，用它不時地把一架紙飛機發射到接近高高的天花板的高度。最後5分鐘過去，場內的嘈雜聲更加震耳欲聾。最後30秒，所有在場內走動的經紀商都加快腳步，幾乎要跑起來。當收盤的鐘聲敲響時，歡呼聲幾乎要將它淹沒，碎紙片從每個交易櫃檯飛起，彷彿節日裡的焰火。看上去，每個人都很高興。

如果真是這樣，應該認為他們的高興不但是因為和平的前景，而且是因為每個人都毫不費力地賺了錢。當然，在1968年的華爾街還是看得出一絲真正的和平主義理想的。比如，一個名叫弗萊德·梅茨（FredMates）的年輕基金經理—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弗萊德—甚至拒絕投資軍火公司的股票，因為他不願意發戰爭財。但總的來說，華爾街即將擁有的鴿派作風不像是與年輕人勝利的意外巧合。雖然他們衣著華麗，表面上反叛，但這些時髦的年輕人總體來說不關心政治，不感情用事，潛意識裡一心只追求利潤。從這一點來講，與他們的投資技巧和個人風格相反，他們是老輩美國人的倒退，而不是同齡美國人的榜樣。華爾街表現出來的反戰思想主要來自老輩華爾街人，這一表現在1969年10月15日即反越南戰爭日達到頂峰。這一天華爾街領導人輪流朗讀刻在三一教堂兩個石質講壇上在越南戰爭中死亡的4萬美軍士兵名字。除極少數例外，他們都不是少壯派，而是代表責任的巨擘，比如，紐約的美國信託公司（U.S.TrustCompany）執行副總裁及前證券交易所主席J·辛克萊·阿姆斯特朗（J.SinclairArmstrong）；布朗兄弟公司（BrownBrothers）合夥人及前財政部副部長羅伯特·V·魯薩（RobertV.Roosa）；萊曼兄弟公司的約翰·R·萊曼（JohnR.Lehman）；基德釁げ┑瞎�鏡陌Ｃ籽撬埂ぐＤ匪梗灰約翱死�咚孤墒κ攣袼�–ravath）合夥人及前國防部副部長羅斯維爾·吉爾帕特里克（RoswellGilpatric）。

老冷戰派已經發生180度逆轉，現在正領導著華爾街走向和平，其中的原因當然是實際的。就像1910年雄辯的諾曼·安吉爾（NormanAngell）領導下的英國，突然認識到帝國事業不再是一項賺錢的事業一樣，1967年和1968年的華爾街領導人也突然意識到，像越戰這樣的戰爭對生意沒有好處。實際的考慮因素變了，不斷上升的勞動力成本和聯邦赤字使政府合約遠遠不像原來那麼有利可圖（如果曾經有利可圖過的話），美元的大量流出使之不斷在國際市場上遇到麻煩。美國人突然認識到，國外戰爭現在變成了國家債務。

講求實際的頭腦和疲軟的美元使華爾街變成鴿派。美國人不能慶祝股市精神的轉變，因為它根本沒有靈魂。不過，1968年4月的瘋狂日子，似乎不光是華爾街展現人們所熟悉的人性私利的日子，華爾街還展現了新的為人們所不熟悉的令人著迷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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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從更加實際的層面上講，華爾街的良知仍然同過去一樣惡劣。我們可以從一個故事確定這一事實。

年輕英俊、精力旺盛的牧師弗朗西斯·C·亨廷頓（FrancisC.Huntington）長相酷似紐約市長林賽（Lindsay）。1966年，他在華爾街的三一教堂當助理牧師。他工作得並不開心，他認為他在那裡的任務，就是探索那些在緊挨著三一教堂的金融區工作的高級專業人士在工作方面的道德問題。為了這個目的，他開始同經紀商、銀行家、金融律師之類的人探討問題，他會鼓勵他們傾訴，用亨廷頓的話講，“工作中什麼使他們煩惱”。這一計劃並沒有大規模展開，因為那時的三一教堂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堅持它的傳統原則，也就是著重靈魂的締造，對世俗的股市放任自流—把愷撒的事交給愷撒，把上帝的事交給上帝。受到上級冷漠態度的打擊，亨廷頓離開了三一教堂。1967年1月，他和一名秘書孤零零地在自由街的一間小辦公室裡成立了一個名叫華爾街牧師會的跨教派組織，繼續他在三一教堂開始的計劃。

不多的資金來自一些金融公司和工業企業，也包括三一教堂。三一教堂雖然不願意鼓勵亨廷頓在教堂內部開展計劃，卻樂於把它作為獨立項目來支持。華爾街牧師會立即開始定期舉辦華爾街專業人士的午餐論壇，鼓勵他們在論壇上說出他們的內心問題。1968年，辭去高管職位的約翰·費森加盟後，它開展了我在前面提到過的後台辦公室生活調查；1969年和1970年，它已處於研究市場全面崩盤對金融業員工的士氣和道德的影響獨一無二的位置。正如亨廷頓在組織目標中所寫：“我們瞄準的是證券業內部的價值結構。”

起初，論壇很令人失望。它沒有吸引到那些願意提出亨廷頓所說的爆發性問題的人，當人們確實提出問題時，那些問題總好像是別人的，而不是他們自己的。除了文不對題以外，亨廷頓還發現，當他拒絕對他們的問題提供明確的道德回答時，他們會生氣和失望，尤其是律師。為什麼亨廷頓不能像最高法院放棄人類的法律一樣，放棄上帝的法律呢？面對這樣的問題時，亨廷頓會笑著否認自己神職人員的身份。但律師們仍然不滿意。

牧師會的論壇和訪問最富有成果的方面是股票經紀商的良心問題。與律師不同，經紀商非常急於卸下包袱。從他們的談話中，可以看到1967年和1968年證券經紀業為罪惡感和絕望所負累。《牛津字典》告訴我們，1377~1694年間，“經紀人”的意思是“中間商、掮客、拉皮條者；總的來講就是中介”。從亨廷頓和他的同事聽說的情況來看，20世紀60年代華爾街的許多經紀商感到，這一解釋並沒有多大改變。

首先，該如何回答投資與投機之間的區別在哪裡這一永恆的問題呢？一名經紀商到底在什麼時候鼓勵客戶購買一隻明顯有風險的股票是符合道德的，什麼時候又是不符合的呢？投機提供了經濟增長從而為國家造福這一老式論調，是一個在道德上站得住腳的觀點，還是偽善的狡辯呢？投機的習慣，就像肆無忌憚的賭博習慣一樣，會令一個來到股市想要養成這一習慣的投資者喪失道德嗎？或者，會令鼓勵他這樣做，好賺取佣金的經紀商喪失道德嗎？“事實是，”亨廷頓後來寫道，“一個敏感而有思想的銷售商將能夠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但是，1967~1968年的華爾街又有多少股票銷售商是敏感而有思想，或者有足夠豐富的體驗從而有時間把敏感和思想運用到這些問題上呢？“許多銷售商，”亨廷頓又寫道，“沒有給這些問題他們願意給予的思考，或許為了他們的心靈健康必須給予。”

華爾街牧師會發現，令經紀商最為良心不安的，並且觸動他們的員工最為脆弱的神經的，是經紀商為了增加佣金，對客戶的投資組合進行的“攪拌”，即過度交易。雖然這既不符合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規則，也不符合行業道德，但是過度交易到60年代後半期已經成為經紀行業的習慣。人們在上帝和財神之間的選擇再也沒有比在華爾街更殘酷的了。選擇上帝的經紀商坐在桌前，在經過仔細的研究後相信，自己為客戶所做的投資好得不能再好了。旁邊的桌前坐著選擇財神的經紀商，他永遠在打電話說服客戶，把投資從Zenith轉為摩托羅拉或者從泛美轉為克萊斯勒的時機到了，儘管他或者他的客戶也許都不是這麼認為的。他的客戶被說服了，佣金滾滾而來。財神的經紀商一年賺得4萬~5萬美元，上帝的經紀商賺了1.5萬美元，以及雖敗猶榮的聲譽。

直白地說，亨廷頓發現，許多經紀商感到一種為了增加自己和公司的利潤，不得不損害客戶利益的壓力。再多針對投機或不經調查的投資的正式管理規則，也不可能掩蓋根本的利益衝突，它交織在現實商業之中。“如果你真的想知道什麼讓我煩惱，”一名經紀商告訴亨廷頓，“那就是我讓一位客戶拋掉通用汽車，吃進克萊斯勒，而我內心覺得他或許根本不該持有任何汽車股票。”

經紀商的另外一個道德問題，或精神問題是亨廷頓稱之為商業的職業危險—他們的財務狀況很有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鉅變。只有在60年代的股票經紀業中，一個人才不需要換工作，也不需要改變工作方式，而第一年掙2.5萬美元，第二年掙8萬~10萬美元，第三年卻只掙1.5萬美元。姑且不談實際的考慮，單單這樣的起伏就會經常讓他感到困惑和沮喪。運氣好的年份，他會感到獲得了過多的報酬，從而產生負罪感。所受的教育使他相信，經濟上的成功是對努力工作直接而量化的獎賞，因而這樣的年度起伏使他身心交疲。即使是最堅強的人也承受不了經濟和地位的過山車，它通常會使他們的生活和婚姻都一團糟。

就這樣，華爾街牧師會用謙遜的方式履行著一開始就降臨到它頭上的職責，看到了牛市普遍歡欣背後的精神倦怠。它的工作絕沒有受到普遍歡迎。它公佈在經紀商負罪感方面的發現之後，一位之前支持這一事業的某公司高級合夥人打電話給亨廷頓說：“如果這就是你要乾的事情，那麼你沒有我的支持也一樣。”還有一些類似的人也發出了類似的抱怨。但是，華爾街牧師會—1971年它更名為平淡無奇的華爾街中心，因為“牧師會”一詞在許多華爾街人聽來太有刺激性—還是找到了足夠的支持者，它仍然是喧譁的股市中一抹微弱而平靜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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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漠然對待亨廷頓努力的三一教堂正在隨時代而變。它甚至走在時代的前面，試圖改變華爾街的放縱情緒，並且在很大程度上成功了。

首先是教堂管理的改變。自1952年就擔任教區長的約翰·豪伊斯（JohnHeuss）是一個堅守三一教堂老式傳統的人：從他自己和教堂的角度來講，他都是一個虔誠的人，在社會和教會問題上都很保守，習慣墨守成規，不喜歡新奇事物；一個親英派；一個特羅洛普（Trollope）①筆下人物的世俗翻版，安於自己的避風港和俱樂部，喜歡戶外生活。在《美國名人錄》關於豪伊斯的條目中，列出了10所俱樂部：大英午餐會（BritishLuncheon）、世紀俱樂部（Century）、下城體育俱樂部（DowntownAthletic）、下城聯合會（DownTownAssociation）、大學俱樂部（University）、美國朝聖者俱樂部（PilgrimsofAmerica）、新移民協會（NewcomerSociety）、聖喬治協會（St.George誷Society）、碼頭港灣遊艇俱樂部（StageHarborYacht）、查塔姆海灘俱樂部（ChathamBeach）。他統治下的三一教堂與他之前的三一教堂一樣，看上去過於世俗化，相當清楚自己的財富、地位和名望，急於同世俗社會的大人物保持關係，只對生活在教堂尖塔的陰影下，有著各種信仰或者根本沒有信仰的男女大眾的生活，抱有漫不經心的興趣。

表面上，他1966年去世後的繼任者約翰·V·巴特勒（JohnV.Butler）與他是同一類人。確實，他當時加入了4傢俱樂部—大英午餐會、哥倫比亞男子俱樂部（ColumbiaMen誷Faculty）、美國朝聖者俱樂部和聖喬治協會。但他擁有純粹的聖公會背景，畢業於主教神學院（GeneralTheologicalSeminary），自1960年就擔任坐落於第111大街的聖約翰大教堂（CathedralofSt.JohntheDivine）主教。他也不是莽撞的年輕人，接任三一教堂教區長時，他已經年過六旬。不過，他是一個對社會變遷和社會制度變遷的必要性非常敏感的人。1968年，他聘來了唐納德·伍沃德，這位勇敢的牧師在1970年5月8日的暴亂中不顧危險地守在教堂前門。與伍沃德一起來的還有三十多歲的約翰·華萊士·穆迪（JohnWallaceMoody），他此前在俄亥俄州哥倫布市當了14年的牧師，還抽時間在紐約大學獲得了繪畫和雕塑碩士學位。穆迪是一個熱情外露的人，留著中等長髮，具有藝術氣質，喜歡用“優雅”的方式表達熱情。

穆迪是負責“特殊教堂服務”的助理牧師，被指派為當地金融業員工，尤其是低層次員工，開設工作日午餐時段服務項目，不是要讓他們進入教堂生活，從而像傳統做法那樣改造他們，而是為了豐富他們的生活而豐富他們的生活。穆迪認為，華爾街雖然富有，卻是某種意義上的貧民窟，一個由於致力於賺錢而將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排除在外，因而與任何其他赤貧地區一樣需要豐富文化生活的地方。在巴特勒和伍沃德的幫助下，同時藉助擁有大量房產的三一教堂提供的人員招募資金，穆迪和他由神職人員和非神職人員共同組成的午間項目委員會很快放開手腳幹起來。他們所做的與改造異教徒相距十萬八千里。不多不少，這只是一次把華爾街的午間愁容轉變為笑容的嘗試。

1969年6月初，新計劃在華爾街橫空出世，那是三一教堂的第一個夏季節日。計劃啟動的那一天，一個名叫溝通工廠（CommunicationWorkshop）的搖滾樂隊為聚集在三一教堂前院的一大群人表演節目。在此後的午餐時間，有著名民歌手的演唱，有古典音樂會和免費戲法課程，氣球從教堂煙燻的塔樓飛下，圍牆周圍的標語上寫著“三一正在狂歡！”

為什麼而狂歡？就為生活本身，就為這個在華爾街最不會得到歡呼的事物。更令人吃驚的是，按照傳統教堂的標準，三一教堂內部的狂歡一點也不遜色於外面。教堂南翼的牧師休息室舉辦著展覽，還提供咖啡和三明治。關於濫用毒品的小冊子開始出現在原先專門用來舉行教堂活動的教堂後半部的架子上。每週有一天，在禮拜堂的前廳，會舉行“非正式膜拜”—人們用穆迪所說的“祈禱的方式”朗讀詩歌或彈奏吉他。在一般的午間服務過後，在這莊嚴的教堂裡，有時會出現與祈禱毫不搭調的音樂或舞蹈表演。最開始的某一天，林恩·萊文（LynnLevine）和雷蒙德·約翰遜（RaymondJohnson）這兩位衣著稀少的現代職業舞蹈家，為一群目瞪口呆的牧師觀眾獻上了一場表演，連聖壇都被搬離本來的位置，為表演騰出地方。

光是午間節目的新奇和大張旗鼓就足以吸引眾多的人群。不到一週，每天就有四五百個華爾街人湧入教堂和它的墓地。為了鼓勵人們主動參與，穆迪和他的工作人員在墓地邊的場地上安放了塗鴉板，供華爾街人以辦公室機器或股票轉移單不能允許的自由方式宣洩情緒。

起初，塗鴉板使用得少而謹慎。為了打破堅冰，三一教堂的工作人員開始每天早上在塗鴉板上寫下不完整的啟發性句子，讓來訪者在中午完成：“你害怕什麼？____________”“今天的城市生活是__________。”這一招奏效了，空格在中午被填滿，很快來訪者就會自己寫下完整的句子。雜誌撰稿人瑪麗·科爾·漢納（MaryColeHanna）摘錄了其中的一些：

愛是人類唯一始終擁有的力量—愛的缺乏可能令一個人毀滅。

和平是愛的終極結果。

華爾街，它的手跟隨金錢的聲音而動。

你在大通曼哈頓或許能夠找到魔鬼。

這並非思想或文字表達的驚人之作，但對笨嘴拙舌、循規蹈矩、單調無趣的華爾街人來說，這卻是新鮮事物。人們用各式各樣的臉、花朵、樹木、旗幟、和平符號和“要生活！”之類的醒目標語表達原始而由衷的情緒。

憑藉最初的新意，午間計劃基本上沒有受到質疑，只有極少數面貌嚴厲的人從百老匯對面的高大建築物探出身子，對這一新事物大喊著發表詛咒。“上帝將在墳墓中輾轉”，一個人在第一週聽說教堂中的現代舞之後對穆迪說，但他是笑著說的。然而，到第二週週末，笑容便逐漸消失了，一次嚴厲的大規模聲討即將開始。一些午間來訪者大聲談論著神靈褻瀆，還有人悄悄向教堂投訴。一天，一個人走到塗鴉板前，一言不發，從架子上拿過一支畫筆，將它折斷了。另一個華爾街人站在院子裡默默地聽兩個年輕女孩兒熱切地討論愛、和平和人類。然後，他突然大叫道：“你們令人噁心！如果你們想聽我的意見，我覺得你們應該被殺掉！”同時，三一教堂的決策者幾乎被攻擊新午間計劃的商人淹沒。於是，他們迫於壓力做出了一些讓步。到7月1日，計劃進行到一個月時，教堂當局決定所有午間活動在實施之前都要經過預審。由於這項命令，由耶魯劇院（YaleTheatre）全體演員表演的戲劇“華爾街組曲”（WallSuite）被取消，因為對話中有髒字，導致午間計劃的一名領導工作人員抗議辭職。至於塗鴉板，它得以在某種形式的審查之下繼續存在。從此以後，只有在一名手拿黑板擦的三一教堂工作人員自始至終的陪同下，人們才能在上面塗鴉，只要出現任何被認為超越傳統或者良好品位的華爾街心理發洩，就會被當場抹去。

最後，聲討聲漸漸消失，三一教堂午間計劃得以倖存，並領導了1969年11月的和平遊行計劃。在接下來的兩個夏季，它繁榮擴大。1971年，又與畢克曼市中心醫院合作，增加了藥物諮詢和美沙酮康復計劃。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一個事實變得越來越明顯，那就是1969年突然出現的午間計劃，它每天為被數字折磨得麻木的華爾街人增添兩個小時快樂、色彩和樂趣，使即使最麻木的神經也受到觸動，正面抨擊了即使不說是刻板，也應說是過於嚴肅的華爾街生活方式。每天兩小時的歌唱、舞蹈、寫作和繪畫，人們感受著、微笑著、談論著，彷彿身處幼兒園。“我小時候，就喜歡這些東西，”一家投資公司的副總裁這樣評價午間計劃，“但現在我已長大成人。”他又神情黯然地解釋道：“我把那些小孩子玩藝兒都拋棄了。”他確實拋棄了，但為了什麼呢？

於是，在一種微妙的美國式矛盾中，兒童式的單純每天會在華爾街的水泥峽谷底部出現一兩個小時。與此同時，在高空的辦公室裡，人們被困在成人交易中，種種跡象表明災難即將來臨，而災難的原因恰恰是他們脫離了具體而單純的世界，脫離了快樂和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