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滑鐵盧前夜的狂歡
如果說在股票市場歷史上有一件事情確定不移的話，那就是新股狂熱永遠是危險繁榮的最後階段—是對即將到來的災難的警告，就像週期性呼吸異常是死亡的信號一樣確定，但這種危險並非不可克服。如果人們的頭腦能夠冷靜一些，記憶長久一些，不論大小投資者，專業還是業餘人士，都能夠注意這些信號、避開新股票、減少投資從而躲避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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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斯坦伯格發現自己不屬於老派堡壘，而且老派們雖然年事已高，但既沒有紳士到也沒有衰老到不能戰鬥的地步的同時，20世紀60年代的投資革命已經接近完成，這個時代正在縱情享受它最後的投機衝刺。
到1969年，機構投資者實際上已經統治了紐約股票交易所。60年代初，它們在這裡的份額曾經不到1/3；現在，它們佔公開發行股票交易量的54%，公共基金交易量的60%。投資機構中增長最快的共同基金現在持有大約500億美元的資產，轉手率為50%，也就是說每年轉手它們投資組合資產的一半，而在1962年，這一比率還只有20%。
股市正開始熱情地舒展。道瓊斯指數繼5月達到970點的高峰，只比1966年1月的歷史最高值低幾個點，之後進入長達三個月的急劇下滑，到7月底只勉強高於800點關口。聯邦儲備委員會由於擔心加劇通貨膨脹，繼續緊縮貨幣供給，使利率一飛沖天，卻收效甚微。同時，出現了對伴隨著惡性通貨膨脹的經濟衰退的恐懼，這令古典經濟學家非常困惑，因為這兩者顯然是來自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的惡魔。人們越來越多地指出以藍籌股為主導的道瓊斯指數在反映現實情況上的失敗，曾經價格高漲的股市先鋒已經不是像道瓊斯指數那樣縮水20%，而是50%~75%，或者更多。60年代初最高曾漲到60美元的全斯通，到1969年10月可以以不到10美元的價格買到。年初，國家通用公司已經從66美元的高位下跌至35美元，凌·特姆科·沃特則從135美元跌至62美元，利頓工業從100美元跌至50美元。一度以“擁有美國企業中屬於你的股票”作為題詞的紐約股票交易所，在沒有解釋原因的情況下撤掉了它。
對於即將發生的事情，一個具體的不祥之兆是經紀公司利潤的突然下降。作為經紀公司收入之源的交易量正在迅速減少。1969年，紐約股票交易所交易量比1968年下降了大約4%，美國股票交易所則下降了近15%，場外交易市場的下降幅度還要大得多。同時，由於前一年交易量大增而導致的紐約下城人員和設施的龐大擴張，大大提高了經紀公司的成本。基本支出的單位成本正在暴漲；華爾街文員和行政人員的工資在10年內上漲了60%，審計師和律師的收費則上漲了約80%。在這些壓力下，紐約股票交易所的大部分成員公司1969年下半年都出現了赤字。
到處都顯示著不祥的徵兆，毀滅即將來臨，全美瀰漫著明天就要滅亡和滑鐵盧前夜的情緒。這樣的氣氛對於當前的狂歡再合適不過。美國厭倦了暴亂、犯罪和自由主義，華盛頓又由新的保守主義共和黨政權掌握，國家在政治上正轉向右派；在經濟上，這意味著將進入嶄新形式的自由放任主義。合併繼續以瘋狂的速度增加，因此資本集聚也在加劇：資產超過10億美元的公司佔全國資產的比例在短短10年裡從26%增加到46%。“創造性會計”繼續繁榮，會計當局則視而不見。1969年2月，證券交易委員會通告會計準則委員會，必須對合並會計中權益合併法的使用進行控制，但後者猶猶豫豫，一整年也沒有采取任何行動。（證券交易委員會也沒有進一步敦促此事。）同時，經紀商已經學會如何將股票市場的兩大新勢力—聯合企業和共同基金—聯合在一起，也就是用一種近乎陰謀的方式欺騙大眾。經紀商會提議並推動一項合併，在此過程中為自己謀取合併雙方公司的一大筆股票。接下來，他會把股票賣給基金，同時保守合併計劃的秘密。然後，當合並被公佈時，會計師們將表演他們的盈虧線魔術，瘋狂吹捧合併、熱愛盈虧線的公眾將抬高股票價格，內部人將拋出股票，最後，公眾將同20世紀20年代原始的股票市場操縱的受害者一樣，只剩下大而空的錢袋。
不過，這種陰謀的受害者相對來說較少。數千萬的投資者或者足夠幸運，或者足夠精明，避開了大部分受哄搶的聯合企業股票和其他交易最頻繁的投機股票，正處於有利的位置。一直到1969年年中，人們都不一定要購買道瓊斯藍籌股才能發財。比如，如果你1965年初買了仙童照相，你的錢就變成原來的三倍了。如果你在1967年初買了博伊西加斯凱德公司（BoiseCascade）股票，你的資產幾乎已經變為原來的四倍。就連美國家庭用品公司這樣的老馬自1966年底以來也翻了一番，任何一隻基本面良好的其他股票也都有類似的業績。這些可觀利潤中的大部分都將在第二年消失，但此時沒有人知道這一點。1969年年中，賬面利潤還美美地在那兒，使小投資者感到自信和富有，從而進入一種消費情緒。私立學校和大學正在從蜂擁而至的申請者中精心挑選錄取者；昂貴的餐廳裡很少有空位；在一些地方，馬路上的梅賽德斯幾乎和龐蒂亞克一樣常見；整個夏天和秋天，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飛往或來自歐洲的滿乘飛機如此之多，以至於它們有時不得不花數小時等待跑道清空，以供起飛或降落。染上華爾街情緒的投資公眾正彷彿明天不復存在一樣地活著。
證券交易委員會在做什麼呢？它自己似乎也染上了滑鐵盧前夜的情緒。它由於相關法令幾乎享有對公司會計實務獨斷權的會計部，正沉重地邁著老式而明顯不稱職的步子，繼續把信任交給短視而道德多變的會計師。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職員正經歷著自艾森豪威爾政府以來無可匹敵的腐敗。那一刻，那將是非常短暫的一刻，似乎一切都瘋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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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投資者的增加產生了一種新的高風險經紀操作，大宗經紀。這時，一家大型共同基金或養老基金可能突然想購買或出售單隻股票的10萬股、50萬股甚至100萬股。過去，為這樣一筆委託負責匹配買方和賣方，並且在必要時為一方或另一方先墊付資金的責任落在交易場內的專業人士身上；但現在，由於這樣的鉅額交易牽涉的資金過於龐大，專業人士的自有資本相對於這一艱鉅任務顯得少得可憐。成功而轟動一時地彌補了華爾街傳統交易方式不足的是所羅門兄弟公司（SalomonBrothers），即原所羅門兄弟洩�睦展�荊⊿alomonBrothersandHutzler），創建於1910年，是一家多年來處於領先地位的債券而非股票機構交易商。實際上，這家公司在債券交易中的聲望頗高，因而一度華爾街對可流通債券的定義就是所羅門公司願意購買的債券。60年代中期，當高盛和貝爾斯登公司佔據機構大宗股票經紀業務的最大份額時，所羅門兄弟的合夥人，以精明、說話溫和的威廉·R·（比利·）所羅門［WilliamR.（Billy）Salomon］為代表，經歷了一次醒悟。他們想到，大宗股票經紀基本上與大宗債券經紀沒有什麼區別。在兩種情況下，你都需要認識你的客戶，機構投資者。所羅門兄弟已經通過交易債券認識它們多年。你必須擁有能夠承擔巨大資本風險的資源和勇氣。所羅門兄弟多年來都是債券市場的投機之王，那麼，為什麼不進入股票批發生意呢？
1964~1965年，他們開始進入，到1968年，已經成為毋庸置疑的領導者。他們的明星股票交易員傑伊·佩裡（JayPerry）是一個說話很快、極具競爭意識的30歲出頭的男人，來自阿肯色州的溫泉城，以前曾是債券交易員。在所羅門兄弟位於華爾街60號的嘈雜交易室，佩裡將收到一家大機構針對某隻股票數十萬股交易的詢價，比如一筆價值3000萬~4000萬美元的交易。詢問公司執行委員會之後，他會在電話中喊出一個比市價稍低一點的報價，但關鍵是又不會太低，以至於低到假如這麼多股票被直接扔給缺乏資金的場內專業人士手中會發生的那樣。然後，在連接著所有美國大基金的120鍵電話控制檯（這是場內專業人士不能享受的便利，他們被禁止直接與機構做交易），佩裡和所羅門公司的其他部門將開始把這筆巨大的股票分割成小部分，分別召集買方。很多時候，他們能夠召集的購買數量會比可供賣出的數量少幾十萬股。這就是大宗經紀的重要性所在。所羅門兄弟會好心地為自己的戶頭買下這些剩餘股票，完成交易，同時從賣方和各個買方收取佣金。接下來是比較棘手的部分：拋掉所羅門買進的股票，因為它並不想在可能長達幾個月的時間裡把數千萬美元的資金套在上面。“我們幾乎願意買任何股票，”所羅門溫和地說，“我們買了不少了。”所羅門兄弟通過穩穩地從買賣雙方賺取的鉅額佣金，補償了它由於對幾乎不瞭解的公司股票的直覺性投機而承擔的風險，而且還不只是補償。1969年頭三個月，所羅門兄弟“橫掃”了近600只股票，不斷將自有資本置於價值數十億美元的交易之中。一天，它曾以5236萬美元交易了37.4萬股控制數據公司（ControlData）股票，是紐約股票交易所歷史上單隻普通股的最大一筆交易。
所羅門公司最大和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大額投機發生在1968年的頭三個月，對象是1965年股市表現最引人注目的股票之一，仙童照相。1967年12月21日，很明顯沉浸於聖誕節揮金如土情緒之中的所羅門兄弟從一家投資機構以88美元的價格購買了5.2萬股仙童，投入資本大約450萬美元。同一天晚些時候，該公司以905/8美元的價格賣出2.25萬股，從而轉眼間賺取了5.8萬美元的利潤。這樣，所羅門還持有近3萬股仙童。8天后，1967年12月29日，該公司又從另一家投資機構以881/2美元的價格買入4.1萬股仙童。1968年1月22日，仙童的行情相當不好，所羅門兄弟確信此時買入相當合算，公司又以78美元的價格買入了3.1萬股仙童，從而以85美元的平均價格總共買入了10.2萬股，資本投入近900萬美元。
日復一日，仙童沒有復活。相反，它持續下跌，很有可能是因為對沖基金知道所羅門手中有大量需要拋售的股票，因此利用這種情況進行了賣空交易。幾天的下跌變成幾周的下跌，仙童股票完全沒有復原的跡象，最後，比爾·所羅門和他的合夥人終於承認做錯了。3月1日，他們以66美元的價格賣出了2000股仙童；3月2日，以591/2美元賣出1.74萬股；3月6～9日，以555/8美元賣出2.55萬股；最後，3月10~31日，以跌至52美元的價格賣出了所有剩餘的股票，這一價格也正是仙童的全年最低價。所羅門兄弟在所有交易中的利潤，包括12月21日的資本利得和佣金，是10.5萬美元；損失為287.8萬元，淨損失277.3萬美元。
但有什麼好擔心的呢？下個星期，或者下個月，將有一筆新的大宗交易，帶來300萬美元或者更多的利潤，正如所羅門兄弟永遠令人滿意的年度財務業績所證明的那樣。大宗交易絕不是有助於午睡的業務，相反，它要求人們處於高度興奮的狀態。而且它使共同基金及其客戶，即投資公眾，能夠把一部分風險轉嫁給傑伊·佩裡這樣具有鋼鐵意志的專業人士，他們看上去總是隨時準備行動，還有比利·所羅門這種似乎永遠不會慌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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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發生了一些不那麼有益的變化。許多共同基金本身正在利用寬鬆的市場環境恣意玩弄一種伎倆，使它們的資產價值瞬間不費吹灰之力地出現虛假膨脹，就像合併會計之於聯合企業一樣。不過這種伎倆在當時還是完全合法的。資產價值對共同基金的意義，如同每股盈餘對聯合企業的意義：它是它的門面，它是吸引新資本的誘餌，也是衡量它成功或失敗的尺度。這種伎倆包括使用一種叫做“存信股票”的東西，20世紀60年代末期，它曾被許多共同基金的魔術師縱情使用。在公眾的印象中，一個有幸與存信股票有聯繫的人叫弗雷德裡克·S·梅茨（FrederickS.Mates）。
有一件事大概會令人們感到矛盾，那就是1968年梅茨成為華爾街最成功的年輕基金經理之一，卻也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心靈高尚和關心社會的人。他出生於布魯克林，是布魯克林學院1954屆畢業生，娶了一位巴納德學院的心理學教師，自己在布魯克林的一所猶太高等學校也做過很短時間的教師，在1967年8月成立自己的梅茨投資基金（MatesInvestmentFund）之前，在斯平加恩海涅經紀公司（SpingarnHeine）工作過幾年。他的基金立即獲得巨大成功，使他很快就能把自己的社會理想融入企業經營當中。在梅茨基金的投資組合資產中，沒有一隻股票是生產軍火、香菸或其他他認為汙染環境的產品的公司。他宣佈了利用基金幫助“窮人變富”的志向，為了這一目的，他計劃將基金的最低投資額降為50美元，並在貧窮地區開展特殊的銷售活動。事後表明，他對窮人福利的主要貢獻在於，他從未實施這些計劃，因此使窮人倖免於成為梅茨基金的投資者。
他把他的辦公室稱為“威廉街上的猶太集市”，把他的年輕員工稱為“花樣少年”。他的公司看上去與他所處的時代完全合拍。不論是因為這些公司政策、目標和態度，還是恰恰因為排除了它們的阻礙，到1968年夏天，梅茨基金已經成為共同基金業新的轟動製造者，成立第一年，資產價值上漲了近100%，資金湧入的速度為每天150萬美元，遠遠超過此前由弗萊德·卡爾的創業基金創下的紀錄，使得梅茨不得不在6月暫時關閉銷售窗口，防止他的公司不堪重負。
梅茨在1968年9月做的一項投資將使他以及基金業的大部分公司，有足夠的理由後悔。一家名叫歐米加權益（OmegaEquities）的小型聯合企業私下以3.25美元的價格賣給梅茨基金30萬股普通股。歐米加當時在場外交易市場的市價是24美元左右，因此這一價格看上去是一筆幾乎令人難以置信的好買賣，但只是看上去而已。梅茨購買的歐米加股票沒有在證券交易委員會登記，因此不能合法轉售，直到它們經過登記為止。從操作的角度講，它們是不可流通的。它們是通過投資存信合法地出售給梅茨的，這些條件在存信中都言明瞭，買者也同意在未獲得登記之前不轉售。於是，現在梅茨基金的投資組合中有30萬股歐米加股票。問題是，在計算基金資產的時候，應該賦予它們怎樣的價值呢？按照當時盛行的奇怪規則，梅茨可能以經過登記的歐米加股票每股24美元的市價記賬，即使這些股票並沒有登記。或者，他也可能以更符合邏輯的成本價記賬—3.25美元。一位終極保守的基金經理則可能鑑於它們的不可流通性只按它們的面值記賬。梅茨卻沒有采取以上任何一種方法，而採取了當時存信股票會計中的普遍做法：他以市場價格為基礎，減去它的1/3以反映股票未經登記的影響，從而以每股16美元記賬。人們將會注意到，這幾乎是他購買成本的5倍。於是，既沒有出現歐米加股票市場價值的變化，也沒有關於歐米加經營前景的利好消息，梅茨基金卻在他驕傲地展示給投資公眾的賬本上轉眼間製造了近500%的利潤。
外行人將毫不費力地認識到這是某種形式的欺騙。令人吃驚的不是梅茨這麼做了，而是所有的共同基金和對沖基金整個1968年都這麼做，並且直到1969年底，證券交易委員會才開始溫和地限制共同基金的存信股票投資以及之後隨意增高投資價值的做法。讓梅茨成為替罪羊的，是很快降臨在歐米加頭上的某種不合時宜的不幸。到1968年12月初，部分由於歐米加股票的原因，梅茨基金的資產在本年上漲了令人大跌眼鏡的168%，使梅茨成為幾年內美國基金業業績遙遙領先的基金。然後，12月20日，證券交易委員會突然終止所有歐米加股票的交易，原因是它的交易“是基於不完全和不準確的信息”。這立即如人們預料的那樣導致了梅茨基金的災難。梅茨基金的許多股東要求贖回股份，但是由於所有歐米加股票都不可交易，因此這是一個梅茨基金不可能滿足的要求。從技術上講，它破產了。但證券交易委員會並不打算迫使它破產，從而給3300名股東造成損失。梅茨匆忙向證券交易委員會申請無限期中止贖回，證券交易委員會則匆忙而溫順地答應了。
基金業震驚了。這簡直毫無道理，股份贖回權是任何時候都毋庸置疑的基本權利，是規模500億美元的整個基金業的基石，就像銀行存款客戶有權從自己的賬戶取錢一樣。現在，這一基石被打碎了，存信股票騙局突然曝光，數十家其他基金被懷疑掩藏了同樣的問題。陷入絕境的梅茨儘可能地表現得勇敢和體面，他立即將持有的歐米加股票價值降為每股3.25美元的成本價，從而毀掉了梅茨基金這一年的卓越業績記錄。他信誓旦旦地承諾將盡早恢復贖回。這對他的股東來說是毫無作用的安慰，但一名華爾街的頂尖基金經理充滿同情而公正地評價道：“畢竟，弗萊德·梅茨並不是唯一這樣做的人。”1969年2月，一名似乎對整件事極為冷靜的證券交易委員會官員若有所思地說：“梅茨的情況讓問題得到極大的解決。”那年7月，梅茨終於兌現了恢復贖回的承諾，而歐米加此時已跌至50美分一股。他一直希望能找到把他的30萬股以高一些的價格賣出去的辦法，但是，到1972年初，梅茨基金仍然持有它們，這時它們的賬面價值是5美分一股。
梅茨基金的案例是具有啟發意義的現代版浮士德①故事，它與1969年華爾街的核心道德氛圍驚人地接近。那一年華爾街遍地都是與魔鬼簽訂的契約,很快，時鐘就要敲響12點，這意味著履行契約的時間到了。就連浮士德傳說中的矛盾也在現代版中得到再現：與浮士德一樣，梅茨並不是一個毫無良心的騙子，而是同其他人一樣善良，或許還要更善良一些。他的故事或許讓人們注意到一種非常棘手的兩難境地，更糟糕的是它處於一個全美性的危機時刻：是做一個大膽的年輕人，拿投資者的錢投機，但保持高尚的投資原則，還是做一個保守的老人，舒舒服服地把客戶的錢投在藍籌股上，而這些藍籌股公司支持著戰爭，汙染著河流和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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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在華爾街以外還上演著別的戲劇，作為對投資者的補償。它們越遠離紐約的金融區，就越不像道德劇，而越像以音樂劇和鬧劇為特點的劇院保留劇目。
有一個人現在已經出名，他就是伯尼·康菲爾德（BernieCornfeld）。他的名字在1969年開始為美國大眾所熟悉：伯尼·康菲爾德曾經是布魯克林學院（又一個毫無疑問的企業巨頭孵化所）的一名社會主義者，現在是離岸基金之王（“離岸”的意思當然就是“不受證券交易所管制”）；20世紀50年代，他曾經擁有解放全世界窮人，同時使自己致富的崇高理想，途徑則是通過一種他稱之為基金中的基金的事物，賣給窮人們美國共同基金的股票；他賣出了大量股票，後來證明，大部分不是賣給世界上需要解放的窮人，而是賣給貧窮國家的想要擺脫貨幣限制的富人，到1969年底，他的投資者海外服務公司（InvestorsOverseasServices）在100多個國家擁有2萬名員工和100萬客戶，管理著25億美元的資金，為他帶來了1.5億美元的賬面財產；他把總部設在法國與瑞士邊境交界處的費尼蟹���ò��嫘Φ娜私興��嶁伏爾泰），而他自己離法律的邊緣如此近，以至於他的公司總是被不同的國家驅逐出境；他向詹姆斯·羅斯福（JamesRoosevelt）和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副總統支付大筆報酬，作為對名譽的投資；他喜歡用“你真心實意地想當富人嗎？”這種具有思想煽動性的問題考驗應聘的銷售人員；他在白手起家14年後，在萊蒙湖擁有一座拿破崙為約瑟芬建造的豪宅，一座有護城河和吊橋的法國城堡，一群大丹狗，一隊賽馬，能組成一個陸軍中隊的高級轎車隊，一堆馬屁精，一位同居的猶太母親，還有隨處可見的姑娘們。
“投資者的姑娘們在哪兒呢？”約翰·肯尼思·加爾佈雷斯對投資者海外服務公司提出這樣的疑問，模仿20世紀20年代造訪華爾街的達官顯貴被展示屬於經紀商的遊艇時所說的老笑話：“但投資者的遊艇在哪兒呢？”一個悲哀的事實是：沒有多少卑微的小丑願意為投資者海外服務公司的投資者服務。它的投資記錄相當平庸，部分是因為它對銷售人員進行了過度補償，當然，錢是由投資者出。但康菲爾德只是冰山一角。到1969年初，“離岸”基金的競技場上有70家公司角逐，其中一些由表面上備受尊敬的華爾街大公司經營，它們在美國股市的總投資超過30億美元。在表面上，它們是為身處劣勢的國外投資者服務，但顯然，實際上它們是為剛剛獲得優勢的美國企業家當中貪婪的碩鼠們服務。其中僅次於康菲爾德的公司的是大美國管理研究公司（GreatAmericanManagementandResearch），簡稱格萊姆克（Gramco）。
如果某個擁有無邊想象力的鬧劇作家把格萊姆克的故事寫成小說，人們一定會批評他文筆太放縱了。除了自格萊姆克蹣跚學步起就擔任引導它前進的總裁之外，格萊姆克創始人兼老闆基思·巴瑞希（KeithBarish）似乎是金融青年革命的終極體現。還是邁阿密大學一名18歲的學生時，巴瑞希就幫助在海厄利亞成立了一家銀行，一舉成名。由於不到法定年齡，他在董事會的席位一直由他的母親代為掌管。1967年，他22歲，已經積攢了一小筆財富，於是創建了格萊姆克這樣一家共同基金，主要投資於美國房地產，而不是美國股市。這樣，他將為他的投資者帶來價值似乎永遠在上升的土地和房地產蘊藏的好處。證券交易委員會對這種基金頗不滿意，因為房地產天生缺乏流動性。但沒關係，巴瑞希計劃“發明”一種叫做“流動房地產”的新事物。此外，他還打算通過在巴哈馬群島註冊基金，只在美國以外出售股票，其中主要是賣給非美國人，來徹底逃避證券交易委員會吹毛求疵的監管。簡而言之，這就是他所做的。拿騷成為格萊姆克的正式住所，倫敦是它的營運基地，巴拿馬、庫拉索和盧森堡大公國成為它的避稅地，全世界除美國以外的地方則是它的銷售領地。
巴瑞希讓一個被驅逐的古巴人拉菲爾·G·納瓦羅（RafaelG.Navarro）擔任他的合夥人，後者有一點共同基金經驗。他還找來一些沒有這類經驗的人擔任其他職務。約翰·F·肯尼迪執政期間的一年夏天，十幾歲的巴瑞希曾在白宮擔任“暑期實習生”，並且顯然在那些他發現在走廊裡踱來踱去的大人物中間過得非常愉快。為了把肯尼迪在眾多遠方國家擁有強大影響力的神秘光環運用到格萊姆克的股票銷售上，巴瑞希聘請一群老“新邊疆人”擔任格萊姆克的管理人員和董事，包括兩名前肯尼迪大使，兩名前肯尼迪助理，一名前肯尼迪衛生、教育及福利部副部長，一名前肯尼迪商務部副部長，以及最引人注目的皮埃爾·塞林格（PierreSalinger），他瀟灑、和藹，是前肯尼迪新聞秘書及後來的加利福尼亞州參議員。
“經濟從來不是我的強項”，塞林格曾經坦率地承認，但沒關係。塞林格被任命為格萊姆克銷售公司的名義負責人，該公司在50個國家擁有大約600名銷售人員，到1969年5月他為格萊姆克吸引了超過1億美元的投資資金，而這一數字到年底還將翻一番。這些錢被投資於一些美國房地產，如華盛頓特區外的美國費爾法克斯公寓（AmericanaFairfaxApartments）、紐約的克萊蒙特大廈（ClermontTowers）、芝加哥的港口大廈（HarborHouse）、達拉斯的LTV大廈（LTVTower）以及俄克拉荷馬市的一個購物中心。同時，格萊姆克內部的一些更懂經濟的人正努力確保格萊姆克拿到它的那一份利潤。首先，該公司照例向客戶收取高昂的共同基金銷售佣金和管理費，但對格萊姆克來說，首先僅僅是首先。房地產基金的經理掌握著股票基金經理無法合法利用的黃金機會，那就是，在交易中充當他們自己的經紀人，並收取相應佣金。而且，房地產能夠在很大程度上進行信用購買，而股票不能，這使他們可以收取相對於實際投入資金比例相當高的佣金。格萊姆克為每筆交易收取全價5%的佣金，當然是從客戶那裡收。由於是以有時佔購買價格75%的抵押貸款購買，格萊姆克經常能夠把它為客戶投入房地產的500萬美元中的100萬美元裝進自己的口袋。格萊姆克經營的前三年半中，管理層為自己從基金中拿走了4300萬美元的利潤，為投資者託管給基金的總資產的17%。同時，公司會計則盡他們的一份力量，使公司的財務狀況既在所得稅當局面前顯得悲觀，又在潛在投資者面前顯得極度樂觀。利用自由主義美國的房地產折舊政策，會計師們將在他們的美國納稅申報單上報告格萊姆克購買的房產發生了貶值。同時，在向股東和國外潛在投資者報告基金的資產價值時，他們將對同一時刻的相同房產報告大幅度的增值。會計師們似乎在說，對俄克拉荷馬和芝加哥來說正在下跌的東西，對拿騷、巴拿馬和盧森堡來說卻在引人注目地上漲。
1969年5月，格萊姆克跟隨潮流上市了：發行了100萬股股票，每股10美元。再一次，人人都富了，除了被人們忽視的遙遠的投資者，他們把信任投給了肯尼迪的神秘光環，把一大筆錢大意地投入了前肯尼迪人員的口袋。毫無疑問，老“新邊疆人”確實找到了令人激動的新邊疆，正是那年夏天他們在白宮就開始喜歡的年輕人為他們鋪平了道路。
接下來，華爾街以外要上演的一出鬧劇將把一切都結束，在這幕鬧劇中一應俱全—經紀商、基金經理、股票賭博、以錢買名、聯合企業、離岸操作、存信股票、伯尼·康菲爾德。故事主要發生在洛杉磯，或許這才是合適的，時間是1968年和1969年。情節可以概括如下：
德爾伯特·威廉·科爾曼（DelbertWilliamColeman），生於克利夫蘭，畢業於哈佛大學，《美國名人錄》進一步保證他是哈佛校友會成員，一個輕浮的投機者，1956年收購了J·P·西博格公司（J.P.SeeburgCorporation），一家投幣式自動唱機生產商。他當做朋友的人包括悉尼·R·科夏克（SidneyR.Korshak），一個靠自我奮鬥成功的芝加哥百萬富翁律師，據說曾是卡彭幫①成員的顧問。不過，科夏克到1968年已經贏得了華麗的名譽，在芝加哥擁有豪華的律師事務所和一套公寓，在加利福尼亞的貝萊爾擁有一處高價房產，在紐約卡萊爾酒店擁有一個套房，還是小有名氣的慈善家。知道科爾曼一直密切關注快速獲利的生意機會，科夏克帶他來到洛杉磯，把他介紹給阿爾伯特·帕溫（AlbertParvin），一位70歲的老人，即將從他創建的帕溫多爾曼公司的老闆位置上退休。帕溫多爾曼公司在拉斯韋加斯擁有酒店和賭場，有幾個背景可疑的大股東。但那些把這歸因於美國商業界陰暗面的人，會有機會想起，並且是經常想起，曾經有一段時間，阿爾伯特·帕溫的私人公司的總裁是威廉·O·道格拉斯（WilliamO.Douglas），美國最高法院法官，每年從這一職位中獲得1.2萬美元的報酬。到底道格拉斯法官是如何被說服擔任這一職位的，過去和現在都不清楚。
科夏克的介紹彷彿擁有魔力。把帕溫多爾曼公司作為股票投機對象這一想法讓科爾曼眼中閃過一絲亮光，部分是因為霍華德·休斯（HowardHughes）最近在內華達州的投資為拉斯韋加斯增添了投資魅力，部分是因為投資公眾明顯處於賭博情緒中，還有比購買賭場股票更妙的股票賭博方式嗎？時髦的洛杉磯股票經紀商和通俗藝術品收藏家伯特·科萊納（BurtKleiner），幫助建立了幾乎所有最先鋒派的聯合企業。1968年和1969年，在他位於被稱為“華爾街西”的威西爾大道的辦公室裡，投資者經常坐在那裡盯著股票收報機，並唱著“快，快，快！”這些人被找來為科爾曼的西博格股票找一個買家，好讓他有錢買進帕溫多爾曼股票。沒問題。科萊納說服他的老客戶聯邦聯合公司（CommonwealthUnited），西海岸的一家小聯合企業，以980萬美元購買科爾曼的股票，讓科爾曼手頭有了現錢。科爾曼立即用它以每股35美元的價格買了30萬股帕溫多爾曼公司股票，控制了多數股權。科萊納的公司科萊納貝爾公司（Kleiner，BellandCompany），由於為這筆交易牽線搭橋而獲得了768805美元。阿爾伯特·帕溫去非洲探險，科爾曼則以勝利的心情準備擔任他的新艦艇帕溫多爾曼公司的掌舵人。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在科夏克的幫助下，私下將他的30萬股帕溫多爾曼公司股票通過在美國股票交易所上市，賣出了143200股，買方是一些機構和個人，包括伯特·科萊納（5000股）、康菲爾德的投資者海外服務公司（81000股）、亞特蘭大勇士棒球隊的兩位老闆和女演員吉爾·聖約翰（JillSt.John）。他給了他們一個超低價（每股35美元，他自己的成本價），換取他們不會將股票轉賣出去的書面保證，這樣，就把這些股票方便地（對科爾曼來說）隔離在市場之外。接下來，他拿到賣出這些股票的500萬美元，把其中的大部分再次投入對帕溫多爾曼公司股票的戰略購買中。這是為了買股票而買股票的毫無目的的行為嗎？絕對不是。科爾曼的目的，或者說證券交易委員會後來指控它的罪名，是標準的老式股票操縱，是為了人為吸引公眾對帕溫多爾曼股票的注意力，製造購買興趣。同時，科爾曼在帕溫多爾曼公司在拉斯韋加斯的酒店和賭場裡與共同基金經理們喝酒用餐，其中一些基金經理購買了這隻股票，作為對科爾曼友好盛情的回應。為了進一步迷惑公眾投資者，科爾曼安排他的母親在美國股票交易所購買帕溫多爾曼公司股票，而他自己則在交易所外賣出相同數量的股票。對於那些沒有經驗的人，帕溫多爾曼公司股票看上去就像當時最火爆的股票，因為它日復一日地出現在交易活躍股票的名單上，而價格也一漲再漲。為了讓聚光燈更加集中地對準自己，帕溫多爾曼公司成功藉助科夏克與西海岸人物的廣大關係網，以1500萬美元收購了位於著名的韋加斯大道的星塵賭場酒店（StardustHotel-Casino）。（科夏克從中賺取了50萬美元的佣金。）公眾在眩暈中上鉤了，急切地搶購帕溫多爾曼公司股票。到1969年1月10日，股票價格上漲至68.5美元，幾周後漲至110美元。
科爾曼及其同夥所做的事情，對於華爾街的政府管制時代和文明時代來說，是典型的股票操縱，技術上非常接近野蠻的20世紀20年代，只是添加了一些時新的調味品，比如賭場、時髦的聯合企業、一個收藏通俗藝術品的經紀商，甚至一名好萊塢明星。而且，似乎人人都賺得盆滿缽滿。顯然，現在人們不需要去拉斯韋加斯就能贏得賭博！
但是，一天，美國股票交易所的一台計算機開始表現異常。美國股票交易所的計算機被設定了一種程序，在任何上市股票出現矛盾和可疑的動向時，會發出警報信號。這一次，它真的奏效了。它開始對帕溫多爾曼股票發出瘋狂警報。美國股票交易所展開了一項調查，結果，3月26日，它決定暫時中止該股票的交易。第二天，該公司披露了此前賣出143200股股票的秘密交易，使華爾街以及華爾街之外的人都大跌眼鏡。1969年4月4日，內華達控制賭博委員會（NevadaGamingControl）給予帕溫多爾曼公司又一次打擊，宣佈禁止該公司在拉斯韋加斯經營賭場，除非康菲爾德的投資者海外服務公司賣掉那81000股股票。（科爾曼之後會抱怨，投資者海外服務公司不但賣掉了股票，而且從中大賺了一筆。）
5月，證券交易委員會終於介入了。絕望中的科爾曼讓科夏克找到一個名叫內森·沃洛申（NathanVoloshen）的說情者，請他安排一次與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哈默·巴奇（HamerBudge）的會面。沃洛申安排成功，科爾曼見到了巴奇（沃洛申顯然從中獲得了5萬美元的安排費）。但從科爾曼的角度來看，會面很不成功，因為他沒能說服巴奇召回手下。於是，科爾曼和科夏克開始慌忙尋找某個他們能以140美元或150美元一股的價錢擺脫帕溫多爾曼股票的人。他們最後找到丹尼餐廳（Denny誷Restaurants），洛杉磯一家有意擴張的咖啡甜點連鎖店。丹尼餐廳非常熱衷於這筆交易，僅僅合併的傳言就使帕溫多爾曼和丹尼的股票暴漲。但丹尼餐廳不喜歡一直控制著帕溫多爾曼的影子勢力，主要因為它最大的股東之一曾經是司法部反暴調查的目標。1969年10月13日，與丹尼的合併化為泡影，帕溫多爾曼股票跌入深淵。10月16日，證券交易委員會起訴科爾曼、科夏克及其一大幫同夥，控告他們違反證券法，操縱帕溫多爾曼股票。他們大部分人都在判決書上簽字認罪。
1970年春天，表演結束了。科爾曼把他的帕溫多爾曼股票交給一家股權信託公司，辭去管理職務。股票已經跌至12.5美元一股，因此他以及他所有的朋友和支持者都損失慘重。科夏克對一名報紙記者激動地抱怨說，他從星塵收購中獲得的50萬美元佣金稅後只剩下6.8萬美元。聯邦聯合公司的股票下跌97%，跌至每股70美分。晴天的威西爾大道再也聽不到“快，快，快”的喊聲，因為科萊納貝爾公司由於違反多項證券法，遭到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封殺，突然從經紀行業消失了。所有的人，從科夏克到吉爾·聖約翰都變得更加憂傷和聰明，但對於美國股票交易所電子警察向他們發難前的那段令人激動的日子的記憶，讓他們心中充滿溫暖。
5
讓我們把折磨著1968~1969年股市痴呆症的種種症狀逐一看清。最後是炙手可熱的新發行股票，或者“射手”股票，它們上市的第一天就從10美元漲到20美元，或者從5美元漲到14美元，之後又漲到75美元或100美元，儘管它們所代表的公司通常既不健康也不盈利：它們就是垃圾股票，人人都能從它們上面賺錢，只要人人都能捂住鼻子，把眼睛轉向一旁，假裝這堆垃圾實際上既營養又美味。
如果說在股票市場歷史上有一件事情確定不移的話，那就是新股狂熱永遠是危險繁榮的最後階段—是對即將到來的災難的警告，就像週期性呼吸異常是死亡的信號一樣確定。但這種危險並非不可克服。如果人們的頭腦能夠冷靜一些，記憶長久一些，不論大小投資者，專業還是業餘人士，都能夠注意這些信號、避開新股票、減少投資從而躲避危險。但投資者，無法超凡脫俗，仍舊悲哀地重複著他們的錯誤。當危險信號清晰可辨時，快錢的誘惑漂白了他們的記憶，驅散了他們的冷靜。1929年，射手股票是阿里範尼（Alleghany）、雪蘭多（Shenandoah）和聯合公司（UnitedCorporation）這樣毫無希望的投資信託公司。1961年，它們是一小撮眼睛閃亮的年輕博士們攢的小型科技公司，公司名稱總是以“—電子”結尾。1968～1969年，要想發行一隻新股票，除了一條三寸不爛之舌和一名足智多謀的會計師之外，只需要一個“故事”—一個容易為人們記住的概念，最好與時下某種全美性的風潮或熱點相關，聽上去能夠帶來利潤。這種故事，同大多數故事一樣，最好能夠簡單明瞭，又以直接蘊含在公司名稱中為最佳。新的政府醫療保險和補助計劃不是在將數百萬美元投入老年人醫療嗎？一名狡猾的投資者很有可能會購買四季療養中心或聯合療養院的股票，好從中分一杯羹。一隻名叫休閒國際的股票的出現絕非偶然。對於環境問題的關注不是時下的大眾熱點嗎？哎呀，看那兒—一隻名叫互動環境（ResponsiveEnvironments）的股票！不是興起了減肥熱潮嗎？或許人們可以藉助體重檢測國際公司（WeightWatchersInternational）在致富的同時獲得苗條的身材。最後，還應該考慮，有些投資者根本不願意費心關注公司名稱所隱含的任何特殊產品或服務，他們只想要一隻名字聽上去像能賺錢的股票。比如效能系統公司，更不用說財富國際（BonanzaInternational）了。
接下來是全國學生營銷公司（NationalStudentMarketingCorporation），它的“故事”就是年輕人市場：美國現在一半的人口都在25歲以下，而這一半人口，根據專家的觀點，每年支出450億美元。那些時候，學生們總是出現在報紙的頭版，儘管更多情況下被當做商業的敵人而不是潛在消費者。然而，正當曇花一現的反傳統文化盛行的時候，在登上頭版的學生們佔領學校大樓和破壞老師辦公室的同時，校園裡還出現了一種反反傳統文化，那就是瘋狂追求快錢，其孜孜不倦的程度堪與安德魯·卡內基媲美。學生和新畢業生不再狂熱於拯救世界，而是熱衷於迅速致富。現在他們發現，通過做一些校園生意或者玩股票，就有可能在畢業之後甚至還可能在那之前很快實現目標。他們中的一名年輕人安德魯·託拜厄斯（AndrewTobias）這樣描寫1968年的普林斯頓：“一個男孩……在玩‘看漲和看跌期權’……每到午飯時間，這傢伙就會沿著拿騷街走到甲乙丙丁經紀公司的本地辦事處，我想他是要在Quotron上查詢他的所有資產吧……還有個傢伙每天接到他的經紀商打來的電話，永遠是好消息……大廳的另一邊是一家即將上市的小公司①，賣一種壽險和共同基金的混合品。有些晚上，藍十字公司（BlueCross）的推銷員會過來交流股票心得。他以每股50美分的價格買了一隻叫做歐米加權益的股票……”
最大張旗鼓地開發年輕人市場的年輕人，或者至少讓華爾街相信他在這樣做的年輕人，是科爾特斯·韋斯利·蘭德爾（CortesWesleyRandell）。他是華盛頓一名商業顧問的兒子，身高6英尺，身材魁梧，能言善辯，笑容可掬，上過弗吉尼亞大學（他在該校寫了一篇題目為“如何建立一家小企業”的論文），在通用電氣和國際電話電報公司工作過很短的時間，1965年，年近30歲的他在華盛頓成立了全國學生營銷公司，網羅了一批校園兼職學生，而他們的工作就是分發就業指南、從事市場研究以及銷售海報和紙製衣物之類的時髦物品。公司發展迅速，截至1966年8月的第一個財政年度的銷售額是16萬美元，第二年則達到72.3萬美元。1968年初正好趕上全國性的投機狂熱，蘭德爾已擁有近600名兼職學生，並準備讓公司上市。而華爾街也迫不及待地迎接它。成為全國學生營銷公司的股票發行承銷商的不是查爾斯·普恩，而是老牌經紀商奧欽科洛斯信量誦雷德帕思公司（Auchincloss，ParkerandRedpath）；法律顧問是科文頓伯林律師事務所（CovingtonandBurling）；會計師是安達信（ArthurAndersonandCompany）。在這一豪華陣容的支持下，這隻1968年4月24日以6美元發行的股票在當天漲到14美元，到6月初則漲到30美元。
憑藉出售公司一半股票獲得的數百萬美元現金收入，以及餘下的一半股票，蘭德爾現在是富人了，並且一點也不打算掩蓋這一事實。很快，他就買下了波托馬克河岸的一幢豪宅，一艘55英尺長的遊艇，和一架到處炫耀的70萬美元的李爾噴氣式飛機。作為公司總裁，他只拿2.4萬美元的年薪，原因非常巧妙：通過避免為自己和同事支付高額薪水，他能提高公司利潤，而利潤才是真正的財富所在，至少對大筆股票期權的持有者來說是這樣。股票上市後不久發生了一件小事，科文頓伯林和安達信突然無理由辭職。事後看來，這是蘭德爾和全國學生營銷公司罪惡的先兆。但在當時，華爾街沒有人在意罪惡的先兆，更加不會把它們和全國學生營銷公司這樣的射手股票聯繫在一起。
於是，憑藉一隻被市場捧到市盈率100的火爆股票，蘭德爾開始通過收購把他的公司變成巨人：1968年進行了6次收購，1969年則更多，其中包括三家校園巴士公司、亞瑟·弗羅默（ArthurFrommer）的低價導遊公司、高中學生名單彙編公司、校園電話簿出版公司以及一些甚至與年輕人市場幾乎沒有關係的公司。由於這些用全國學生營銷公司的股票收購來的公司市盈率相對較低，全國學生營銷公司的每股盈餘便隨著每次收購自動上升。華爾街則對這種情況做出應有的反應：隨著每股盈餘的上升，買方出價也越來越高，不到年底，全國學生營銷公司的股票價格已經在場外交易市場從最初的6美元暴漲到82美元。
同時，蘭德爾把公司總部從華盛頓搬到紐約，來到金融活動的第一線。很大程度上，他所鼓吹的企業風格與反傳統文化毫無關係。全國學生營銷公司的管理人員，不論多麼以年輕人為中心或者本身多麼年輕（他們中有些還不到20歲），並不喜歡留長髮和鬍子，不喜歡珠飾和牛仔褲，也不抽大麻；相反，他們穿著深色套裝和窄領帶，皮鞋擦得鋥亮。全國學生營銷公司回應校園反叛情緒的主要行動，實際上也是唯一行動，似乎就是利用它銷售靜坐示威時使用的專用座墊。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全國學生營銷公司從根本上講並不是向年輕人銷售商品和服務，而是向華爾街銷售股票。
它在這種特殊行業獲得的令人吃驚的成功成為華爾街那個時代的重要標誌。蘭德爾會邀請證券分析師和基金經理參觀他的豪宅，或者從他的李爾噴氣式飛機上給他們撥打空中電話，來奉承和征服他們。預測來年的每股盈餘比前一年提高兩倍已經成為他的習慣，並且他也是一個有說服力的年輕人，尤其當他的聽眾是願意相信他的人們時。實際上，即使他不被完全相信，在短期看來，又有什麼關係呢？在1968年和1969年的市場上，只要被人們普遍相信，假象與事實又有什麼區別呢？銀行家信託公司、摩根擔保信託公司、芝加哥的大陸伊利諾伊銀行和波士頓的道富基金在買全國學生營銷公司的股票；哈佛大學和康奈爾大學的捐贈基金、通用電氣養老基金以及芝加哥大學也在買。看上去，幾乎沒有什麼投資堡壘是蘭德爾還沒有攻克的。
股票經紀商呢？他們對蘭德爾對全國學生營銷公司現在和未來的熱情鼓吹產生質疑了嗎？他會安排一些事情，讓他們不敢質疑。不久以後，他們中的一些人將為他工作，為全國學生營銷公司物色收購對象，從而不斷提高它的每股盈餘，而作為豐厚的回報，他們也將得到大筆的全國學生營銷公司股票。以股票形式獲得這種獵頭回報的包括W·E·赫頓（W.E.Hutton）、哈爾西（Halsey）、斯圖爾特（Stuart）和史密斯·巴尼（SmithBarney）。顯然，經紀公司有時發現能夠通過向他們的客戶推薦全國學生營銷公司的股票獲得報酬。於是，1969年，基德釁げ┑瞎�駒諞環?7頁的報告中熱情洋溢地發表了對這隻股票的評論，不到一週之後，該公司獲得了4000股全國學生營銷公司股票，時價每股120美元，就因為它富有想象力和智慧地向全國學生營銷公司推薦收購一家叫做斯塔基興蠱ざ�⊿tuckeyandSpear）的生產大學戒指的公司。
因此，金錢工廠是一條封閉的鏈條，只要鏈條不斷，它就不會倒閉，同時，也只有鏈條不斷，它才能夠維繫。當然，鏈條上薄弱的一環在於蘭德爾的許諾與公司實際業績之間的差距，因為，仔細一看，人們就能發現公司業績實在平平。預測某年每股盈餘將增長兩倍之後，蘭德爾發現自己不得不求助於創造性的會計操作才能使預測變成現實。在人為增高了當年的每股盈餘之後，他又在遊戲的內在驅動之下被迫預測來年每股盈餘還會繼續增長兩倍，從而鞭策他的會計師登上創造性會計的高峰，以實現新的預測。華爾街對他的可信度的第一輪嚴肅檢測在1969年底來臨。全國學生營銷公司截至當年夏季的財政年度報告顯示了大約350萬美元的淨利潤，恰如其分地實現了蘭德爾的預測。但為了實現這一數字，公司的會計師被迫在其他一些創造性處理之外，將53.3萬美元的產品開發和啟動成本遞延到下一年，儘管費用實際上已經發生了；將280萬美元的“未開賬單應收賬款”記入收入，所謂未開賬單應收賬款，意思是沒有收到錢是因為還沒有向對方開出賬單；並且或許最離奇的，是把全國學生營銷公司在該財政年度結束時還未收購的子公司的300萬美元利潤記入收入。全國學生營銷公司在報表的一條不起眼的腳註中向投資者解釋道，僅刨去最後一項，該公司1969年的利潤就會全軍覆沒。
這份年報公佈之後，全國學生營銷公司股票出現短暫下跌，之後又回到100倍的市盈率。但似乎有些華爾街人注意到了年報的腳註，股票分析師和投資機構開始在1969年底首次向全國學生營銷公司的管理人員提出尖銳的質疑。同時，蘭德爾開始受到公司內部同事的擠壓。他們中的有些人開始在他每次公開發表聲明的時候就躲到一邊，更加保守的人甚至要求他辭去總裁職務。他不可能沒有意識到遊戲即將結束—他沒能成功地開發年輕人市場，如果確實存在這樣一個市場的話，因為他從未在開發股票市場之餘認真開發過這個市場；並且，現在投資者終於醒悟了。然而，他一直堅持到了最後。1969年11月5日，面對紐約證券分析師協會（NewYorkSocietyofSecurityAnalysts）時，他一如既往地預測1970財政年度的每股盈餘將比1969年增加近兩倍。股票暴漲了20點，使蘭德爾的個人資產上升到650萬美元。他和他的同事私下對公司卻抱有不同的看法，這可以從以下事實看出來：該公司及其要員在12月突然拋出了32.5萬股股票。1970年1月，蘭德爾頂著同事的瘋狂反對（其中有些人此時最想幹的事就是用口塞和膠帶讓他們的總裁閉嘴），發表了全國性講話，仍然不斷重申他對1970年每股盈餘的預測。
2月初，全國學生營銷公司的財務副總裁向一群目瞪口呆的公司管理人員透露了一個爆炸性消息，那就是剛剛結束的一個季度實際上是虧損的。2月17日，蘭德爾的囂張終於偃旗息鼓，至少，在這一天對聖路易斯的證券分析師的演講中，他只是說全國學生營銷公司1970年第一季度將是“盈利的”。他對事實的部分承認太勉強，也太晚了。第二天，在對全國學生營銷公司管理層的恐慌當中，蘭德爾辭去總裁職務。一週後，公司公佈第一季度虧損120萬美元，兩天之後，公司羞愧地承認“存在將數字從一套報表轉移到另一套報表的技術性錯誤”，實際虧損更接近150萬美元。到這時，這隻股票的市場已經毫不意外地塌陷了：每股價格在12月還是140美元，現在已跌至50美元，並且還在迅速下跌；到7月，它將跌至31/2美元，損失幾個月前最高價格的97%。可以預測，到那時，投資公眾，包括許多具有實力的企業公民，對販賣擁有時髦故事的公司股票的花言巧語的年輕人的印象將會更加惡化，即使不是變得更加英明。至於科特·蘭德爾，他，以及他及時拋售股票獲取的數百萬美元，將一起消失在他的波托馬克宮殿裡。年輕人的短暫時代中，又一顆股市明星墜落了。
非常不錯，但問題還沒有獲得解答。他如何能夠在那麼長的時間裡愚弄摩根擔保、銀行家信託、哈佛、康奈爾、所有那些機構投資者的智囊團以及無辜的投資公眾呢？答案簡單得令人難過：因為他能言善辯，而他們既貪婪又輕信。因為，在瘋狂投機的年代，最穩健、最清醒的人們的智慧和經驗，在面對一個嘴角透著笑容、眼中閃著光芒的年輕人呈上的金礦幻境時，也會歇斯底里地落敗。
6
1968年9月底，總統競選進入高潮時，共和黨候選人理查德·M·尼克松向一群華爾街高層管理人員發了一封信，在信中批評了民主黨領導下的證券交易委員會“過度官僚主義的管理制度”，表達了對繼續實施這種政策“可能嚴重損害美國獲得未來經濟發展資金的能力”的擔憂，並且承諾在他的執政下，對證券業的監管將相對消極和寬鬆。
[尼克松寫道］市場的自由和健康運行對投資者至關重要……我們的證券法旨在通過確保完整和完全的信息披露保護投資者……我認為應該徹底實施證券法，以實現對投資者的絕對保護……然而，當前[民主黨］政府的哲學是，僅僅信息披露還不夠，政府能夠為投資者做出比他們自己能夠做出的更好決策。我反對這種哲學。
華爾街震驚了。這位共和黨候選人所反對的，當然，正是被普遍接受的觀點，那就是在一個數百萬人參與股票市場的時代，僅僅信息的完全披露絕不足以保護普通投資者。他正在明確而鮮明地表達取消卡里和科恩領導下的證券交易委員會實施的積極監管，以及把時鐘撥回老“艾森豪威爾繁榮”時代的意圖。華爾街的智者們都很疑惑，正當一場新的投機狂歡向高潮進發時，當攪拌客戶投資組合的經紀商、購買存信股票的共同基金和規避法律的離岸基金正在嘲笑“完全披露”並用新的手段玩弄不諳世事的投資者時，這樣的事真的會發生嗎？
華爾街的一些人簡直難以相信自己的運氣—顯然，存放甜餅的櫥櫃再也不會受到看管或者被上鎖了。也有人感到驚惶。“我完全被迷惑了，”一家投資銀行的高級合夥人說，“證券交易委員會存在了三十多年了，一直履行著它的職責。市場需要監管。”實際上，很多務實的華爾街人相信，一個充滿活力的證券交易委員會給予公眾對證券的信心對證券業是一個積極因素，對它或者它的權威的任何削弱都是不好的。不過，人們對這位共和黨候選人是不是真的打算像他說的那樣做，還存在廣泛的懷疑，這倒在某種程度上減輕了人們的驚惶。人們普遍知道，尼克松的競選資金大部分來自華爾街，當時紐約股票交易所的副主席伯納德·J·拉斯克（BernardJ.Lasker）是尼克松的密友和主要出資人，狄龍欣鐧鹿�荊―illonRead）的彼得·M·弗蘭尼根（PeterM.Flanigan，後來是白宮富有爭議的高級助理）是競選的關鍵人物。人們推測，或許尼克松只是以政治競選中的巧言令色精神，試圖只揀他認為華爾街喜歡聽的說。甚至有傳言說，那封信不經候選人過目就被髮了出去，驚慌失措的尼克松支持者大力推動了這一傳言。
這種推測對證券交易委員會當中忠於職守和富有才幹的成員和員工毫無安慰作用。假如尼克松當選，他們所面臨的，毫無疑問，是在一個要麼反對他們的一切努力，要麼做出反對的樣子的總統手下工作。無論哪種情況，都不能不令他們的士氣受到打擊。科恩擔任主席的四年期間，證券交易委員會著重實施監管，而輕於紙面工作，但起碼它既富想象力又富進取性，使大部分員工既充滿幹勁又感到愉快。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內部人都明白，在這裡表現出眾的人都既堅持原則又有自我犧牲精神，因為華爾街和律師事務所總有更高薪水的職位等著他們。現在，尼克松的這封信使這樣的犧牲變得毫無意義。這封信公開後幾周之內，一小部分人才從證券交易委員會流失。11月，尼克松當選後，人才開始大規模流失。
一群富有才幹、經驗和動力的中堅分子留了下來，進入新政府領導下的新的一年。他們仍然從事著審批新股票登記的日常工作，等著看尼克松將任命誰為科恩的繼任者。對證券交易委員會中的激進主義者來說，尼克松2月任命的人選絕非令人愉快的人選。哈默·H·巴奇是一個身材矮小、禿頂的前國會議員，來自愛達荷州，在政治上受到埃弗雷特·德克森（EverettDirksen）的保護，後者曾在1964年作為共和黨人受約翰遜總統的指派擔任證券交易委員會委員。在委員會的會議上，巴奇法官—人們這樣稱呼他是因為他曾在愛達荷州擔任過很短時間的聯邦法官，或許還因為這樣稱呼很好聽—碰巧曾坐在科恩的左邊，科恩曾多次嘲笑這一稱呼。從政治上講，巴奇法官絕不比科恩左。相反，他是一個有著中庸共和黨人思想的和藹可親的共和黨人，對於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角色和職責，他認為最好的監管就是最少的監管。
上任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的第一天，巴奇出乎人們意料地強烈公開攻擊了聯合企業和它們在股票市場上與共同基金勾結的行為，標誌著尼克松執政運動的開始。最終，大法官理查德·W·麥克拉倫（RichardW.McLaren）的辦公室將成為這一運動的指揮中心。但巴奇最初表現出來的激進主義只是曇花一現。與司法部不同，證券交易委員會實際上沒有采取什麼行動限制聯合企業的勢力。當1969年夏季到來，華爾街到處盛行的投機泡沫即將撐破時，證券交易委員會表現出昏昏欲睡的跡象。按照尼克松的承諾，“過度監管”消失了；證券交易委員會沒有制定任何管理計劃的跡象；有傳言（後來被證實）說，證券交易委員會自1968年開展的一項重要工作，關於機構投資者對股票市場的影響的大規模研究逐漸停止；甚至有證據顯示，反股票市場欺詐的基本監管活動也被放鬆。最令人吃驚的是，7月，公眾不慎瞭解到，巴奇法官雖然擔任著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一職，卻坦然地接受了投資者多元化服務公司（InvestorsDiversifiedServices）年薪8萬美元的一個職位，該公司正是證券交易委員會監管範圍內的一家大型共同基金。
考慮到證券交易委員會此時正在與投資者多元化服務公司就其經營方式展開討論這一事實，巴奇的行為已構成醜聞，至少對國會中的民主黨人來說是這樣。巴奇法官對參議院的一個小組委員會做出了令其滿意的解釋。但即使按照最寬容的解釋，巴奇在擔任證券交易委員會職務的同時，實際上，是在他上任才6個月的時候，接受高薪業界職務的草率行為，為他手下的工作人員樹立了最糟糕、最打擊士氣的榜樣。可以預見，他們效仿了這一榜樣。到5月，對如此多出色的證券交易委員會工作人員辭職，巴奇法官開始表現出驚恐和疑惑。
到1969年秋天，證券交易委員會的人才儲備和士氣都達到最低點。尼克松任命的兩名新委員，一個紐約州北部來的會計師和一個保守的毫無證券業背景的佛羅里達州民主黨人，加強了放任自由的保守主義者在委員會中的多數地位。一年多以前就開始的對股票經紀收費的聽證會仍然懸而未決。巴奇法官歡欣鼓舞地向華爾街保證，它將進入“自我監管”，從他的辦公室不會發出對它的干預。一名醒悟過來的證券交易委員會員工發出聽天由命的保守評論：“監管正在放緩。”
從某種意義上講，監管並未放緩。從證券登記、頒佈新法規而不是實施現有法規的意義上講，證券交易委員會比以前更繁忙了，新的股票和證券登記申請滾滾而來—7月1日到9月30日之間，有1000項申請，金額達到120億美元—來到證券交易委員會大樓辦理申請的商人們需要領取號碼來確定順序，就像擁擠的肉鋪門前的消費者。與其他登記機構一樣，證券交易委員會向前來登記新發行證券的公司收取費用。收費的目的是彌補員工成本，併為委員會的執法、監管和計劃等其他活動提供資金。1969年，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收費頗豐，而支出頗低。於是，本應該由於其對華爾街的監管工作從納稅人那裡獲得報酬的證券交易委員會，在這一年年終，自己的盈虧線卻顯示—盈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