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1970年大崩盤
一年半內3000億美元的損失分攤到3000萬投資者頭上—這就是沸騰年代釀成的苦果；聯合企業及其鼓吹者的協同效應和“2加2等於5”的理論釀成的苦果；投資組合奇才們攪拌客戶資產釀成的苦果；富有創造力的會計師們編造的盈虧線故事釀成的苦果；每週兩股的承銷商向股市傾倒垃圾股票釀成的苦果；股票推銷商為了賺取快速佣金充當掮客釀成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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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書所寫的20世紀60年代與20世紀20年代的相似性來講，1970年年初與1929年春末非常相似。這兩個時期，全美都出現了經濟衰退甚至全面蕭條的跡象，共和黨都剛剛步履蹣跚地執政一年左右，還不知道該如何對待它最好的朋友和最主要的政治客戶—商業界。這兩個時期，二流股票都出現了陡然下跌—一種隱性崩盤，因為流行的股票指數無法使之顯現出來。這兩個時期，投機情緒都繼續高漲，銀根卻出現歷史性的緊縮；這兩個時期，政府一方面試圖壓制投機和通貨膨脹，一方面試圖帶領經濟走出衰退，聯邦儲備委員會都瘋狂地使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卻收效甚微。
但至少二者存在一個很大的區別。1929年，股票市場空前絕後地成為全國性狂熱，隨著它的瓦解，人們對它的興趣反而上升；而在1970年，投資者的情緒卻是一種宿命的情緒，華爾街在遭受股票價格下跌的同時，還遭受了交易量的下跌。
道瓊斯指數年初為800點左右，比1969年年初下降了大約15%。整個1月，市場都在緩慢而無情地下跌，到29日，道瓊斯指數降至768點，達到三年來的最低點。2月和3月，出現微弱反彈，但交易量仍然很低。以美國證券交易所為例，交易量日復一日地創下本年最低紀錄，尤其是3月紐約市郵遞員罷工期間。終於適應了1968年和1969年每天數百萬股交易量的經紀公司，由於成本高昂，現在需要交易所日交易量達到1200萬股才能賺取足以彌補成本的佣金。現在他們正在快速虧損，到4月的第一週，證券交易委員會不得不同意對所有1000股以下的交易徵收15美元的附加佣金。有的人，比如漢斯·瑞尼西（HansReinisch），一個自詡為證券業的拉爾夫·納德（RalphNader）①的年輕人，認為在大機構投資者近來被允許支付較低佣金的情況下，為了無法盈利的經紀公司這樣懲罰小投資者，既荒謬又不公平。但必須迅速採取某種措施，而這就是華爾街領導層和尼克松領導下的證券交易委員會認為應該做的。
幾乎就在同時，股價下跌的速度突然加快。4月22日，電子數據系統公司股票出現突然而神秘的崩盤，羅斯·佩羅遭受歷史性的損失。兩天後，道瓊斯指數縮水至750點，在紐約股票交易所交易的所有股票中大約1/4都跌至全年最低點。到4月27日，道瓊斯指數跌至735點，經濟分析家艾略特·簡維（有人稱他為“災難簡維”，因為他是華爾街最熱衷於預測災難的人）認為，它必然會跌至700點以下，甚至大幅低於這一水平。28日，道瓊斯指數落至724點，尼克松總統試圖力挽狂瀾，他說，假如他有閒錢，他會立即購買股票。
（請注意：1929年10月25日，黑色星期四的第二天，胡佛總統說：“全國經濟基礎……仍然堅實，並且前景良好。”胡佛沒有說他希望自己有錢投資於股票，但5天之後，也即股市出現進一步災難性下滑之後，老約翰·D·洛克菲勒說：“我和我的兒子幾天來一直在購買基本情況良好的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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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股票交易所在1970年的主席，註定要成為華爾街毀滅性動盪中的關鍵人物。他就是伯納德·J·拉斯克，他一直被叫做班尼，是個高個子，外表像運動員，59歲，有一種正規軍高級軍官敏感而半疏離的奇怪領導氣質。從性格和背景來講，他與他1929年的同任，人們忌諱提起的理查德·惠特尼，形成鮮明的對比，從社會變遷的角度看，也是非常有趣的對比。惠特尼的出身對這個國家來說高貴得無可挑剔—17世紀馬薩諸塞州定居者的後代，父親是波士頓一家銀行的總裁，叔叔曾經是摩根的合夥人，畢業於格羅頓和哈佛，岳父是聯合俱樂部總裁；而拉斯克的父親是海狸街一名海綿和海羚羊的猶太進口商，那是一個蜷縮在高貴的華爾街的影子下的一個古老而破舊的商業區。惠特尼毋庸置疑的領導能力來自他對於他認為比他低等的人們的傲慢和輕蔑；而拉斯克非常平易近人，他的領導能力來自一個雄心勃勃而心胸廣闊的商人無可比擬的執著，當然，惠特尼會稱之為“頑固”。最後，擁有出眾外表和美國聖公會教徒氣質的惠特尼最終被曝是一個慣盜，而舉止直率的拉斯克則絕對是一個有堅定的責任感和正直的職業操守的人。
拉斯克1910年出生於紐約市，在西區大道的一箇中產階級家庭長大，上過私立走讀學校。老拉斯克在兒子14歲時去世，海綿生意幾年後就被杜邦的人造海綿摧毀，家裡再沒有錢供拉斯克上大學。於是，17歲時，他在華爾街當了赫施欣��齠��荊℉irsch，LilienthalandCompany）的一名送信員。他按部就班地往上爬—買賣部、訂單室、客戶經理、分公司副經理—1939年成為紐約股票交易所成員。最終，他成為拉斯克興僱ㄐ斯特恩公司（Lasker，StoneandStern）的合夥人，後來成為高級合夥人。這是家專業公司，成員幾乎都從事過紐約股票交易所的業務，從事套利、股票經紀和場內交易，從不直接與公眾做交易。按照事情的自然進展，拉斯克進入紐約股票交易所的管理層：1965年進入管理委員會，1967年成為副主席，1969年春天當選為主席，接替古斯塔夫·利維。拉斯克毫不掩飾對紐約股票交易所以及自己在這個權威機構中的職位的熱愛，全心全意地把它當做自己生活的中心。他立即投入到沒有酬勞的主席職務當中，在履行志願職責的同時，幾乎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公司事務（實際上，惠特尼也曾如此）。但他上任之時，並不清楚這些職責會有多麼繁重，它們所要求的精力和能力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是否具備，也不知道它們會如何依賴於他與理查德·M·尼克松的長期私人友誼。
與許多自我奮鬥成功的美國人一樣，直率的班尼·拉斯克是一個好戰的保守派，總是熱切地讚美慷慨培育了他的自由企業制度，每當有人批評它時，他總是立即跳起來反擊或者進行耐心的解釋。實際上，人們很容易把他看做本能上甚至信仰上的共和黨人。如果遇見一個共和黨人，拉斯克會自動把他當成朋友；相反，如果發現他本能喜歡的某個人不是共和黨人，他會覺得很奇怪。有時，這種原始的信仰形式會導致失望。比如，1965年，拉斯克（雖然心懷疑慮）曾擔任紐約市共和黨市長候選人約翰·林賽的財務主席，但競選勝利幾個月後，當林賽市長決定增加華爾街的證券交易稅時，拉斯克對林賽的好感頓時消失殆盡。總體而言，他對共和黨及其成員的信仰似乎對他大有好處。在他與尼克松的關係當中，則絕對如此。他最初是在1960年的總統競選中作為出資人與尼克松建立了聯繫。第二年，當這位失利的候選人造訪紐約時，他拜訪了拉斯克，感謝他在競選中的努力，並提議從未碰面的他們現在見一面。兩人在廣場飯店見面，一見如故。尼克松從未去過紐約股票交易所，於是拉斯克帶他去了。前總統候選人對眼前的景象非常著迷，於是留下來吃了一頓很長的午飯。然後，當尼克松在1962年競選加州州長失利，跌至政治生涯的最低谷，並暫時放棄政治，來到紐約從事法律工作時，拉斯克夫婦或多或少地照顧了這位新來紐約的人：他們幫助尼克松一家找到了一處公寓，拉斯克夫人則幫助尼克松夫人找到了一個裁縫，兩家人還經常一起吃飯。然而，拉斯克1964年才在無意之中讓未來的總統欠下他最大的人情。尼克松後來說，正是拉斯克說服他放棄在那個民主黨大行其道的年份再次競選總統，才挽救了他的政治生涯。
於是，當拉斯克1969年成為紐約股票交易所主席時，交易所在政府擁有了一位朋友，這從總統為拉斯克的當選發來的電報可以看出來，拉斯克後來把它裝裱起來掛在辦公室的牆上：“親愛的班尼，我昨天已經說過，我非常高興你當選為紐約股票交易所的領導人。你的領導能力和品質使你成為此時當選這一職務的不二人選。我和帕特都祝賀你，並向你致以熱切的問候。理查德·尼克松。”同時，他對共和黨的信仰開始出現新的異常。拉斯克無法迴避在管理工作中最親密合作的人，交易所的帶薪總裁羅伯特·哈克，民主黨人，同時也是一個性格與拉斯克大相徑庭的人。另一方面，和藹可親的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巴奇法官是共和黨人，因此也是拉斯克感到親近的人，據說這種親近與證券交易委員會1970年4月同意那15美元的附加佣金大有關係。於是，紐約股票交易所主席沒有與他邏輯上的朋友，交易所的行政長官，保持良好的關係，反而與他邏輯上的敵人，執華爾街牛耳的監管機構的領導人，發展了異常良好的關係。使事情進一步複雜從而達到完全諷刺地步的是，哈克與巴奇合不來，原因非常奇怪，那就是這位華爾街人認為證券交易委員會的頭兒太右了，而證券交易委員會的頭兒認為華爾街人太左了。
人們很難想象，假如拉斯克是紐約股票交易所主席，而華盛頓政府是民主黨政府，在1970年大危機中紐約股票交易所與政府的關係將會怎樣。事實證明，尼克松是對的。從華爾街的角度看，拉斯克確實是此時此刻的不二人選，因為他獲得了總統的欣賞和信任，總統在電報中向主席表達的信任將不證自明。4月29日，美軍入侵柬埔寨，這一天股票價格繼續下跌。拉斯克開始動用他在華盛頓的關係，在拉斯克的建議和尼克松的准許下，他和一批華爾街其他領導人在白宮會見了一些頂級政府官員，包括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保羅·麥克拉肯（PaulMcCracken）。雙方相互保證，一切都在控制之中。然而，美林董事會主席唐納德·里根（DonaldRegan）後來說：“會議的基調令人沮喪。”不過，它開通了華爾街與華盛頓之間的聯繫，這在未來的幾周將發揮關鍵作用。
5月初，華爾街的情況進一步惡化。5月3日，曾經專門撰書研究1929年大崩盤的加爾佈雷思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指出當前形勢與1929年的一系列驚人相似之處：過度投機，控股公司過度負債，投資基金過度膨脹，有些基金只投資於其他基金，等等。4日，道瓊斯指數遭遇7年來的最大單日跌幅，收於714點。第二天，政府首次採取主動措施，聯邦儲備委員會將購買股票的最低現金保證金比率從80%降至65%。但市場下跌的勢頭太強了，僅僅放寬信用不足以扭轉它，5月13日，道瓊斯指數跌破700點，收於694點。交易量仍然相對較低。這不是恐慌，而是恐懼—“一種神經衰弱症”，尼克松的管理預算局的喬治·舒爾茨（GeorgeShultz）說。舒爾茨沒有說的是，這種恐懼，或者神經衰弱症，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尼克松政府在非經濟領域的行為導致的。其他的不說，單是美軍入侵柬埔寨和肯特州立大學慘案已讓全美震驚。展望未來，人們只能看到更多徒勞無益的海外戰爭和國內暴力。此時，他們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購買股票。
龐大的股票蟻丘和信用網絡正在崩塌，與它們一起毀滅的是它們的建造者。康菲爾德的迅速隕落的投資者海外服務公司，在6個月的時間裡由於投資和貸款不慎損失了7500萬美元，1969年底還是20多美元一股的股票，現在只賣2美元；5月8日，在日內瓦舉行的氣氛激烈的董事會上，董事們迫使康菲爾德辭去董事長職務。5月17日的達拉斯，詹姆斯·凌的凌·特姆科·沃特公司正遭受政府的反托拉斯訴訟，深陷於鉅額債務之中，連利息都支付不起，股票從最高的170美元一股跌至16美元左右。凌在公司債權人的壓力下，默默辭去董事會主席和首席執行官職務。就這樣，在短短一週的時間裡，聯合企業之王和共同基金之王雙雙從王位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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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克知道現在是使出最後一招的時候了。他想與尼克松進行一次私人會面，他認為尼克松完全把股票市場及其造成的影響放在國際事務和通貨膨脹之後。5月20日下午，他被通知總統將在第二天上午11點接見他。拉斯克幾乎整晚沒睡，把他要說的內容記下來，在搭早班飛機奔赴華盛頓的路上，他還在做筆記。他8點15分到達白宮，來到總統秘書羅斯·伍茲（RoseWoods）的辦公室，在那裡對他的筆記又做了一個小時的最後修改。然後，他來到街對面的行政大樓，拜訪了他的朋友副總統阿格紐（Agnew）。在這次拜訪中，他收到了副總統秘書愛麗斯·弗林格（AliceFringer）的急切求救。她對他說，她把大部分積蓄都投入了一隻共同基金，卻發現它的價格已經跌得低於她購買時的價錢。“告訴我該怎麼做，”她請求著，“我不能損失這筆錢。”大吃一驚的拉斯克並沒有立即給她答覆。
“像和巴奇在一起時一樣放鬆！”拉斯克在長達5頁的筆記的第一頁頂端這樣提醒自己。“自1929年以來最糟糕的市場崩盤，現在還沒有減輕的跡象。信心是最大的問題。”拉斯克後面的筆記主要是經濟分析、關於工資和價格控制及政府採購政策的具體建議，以及另一次1929年大崩盤對整個經濟的影響。最後被引進總統辦公室時，問候和寒暄過後，拉斯克立即打開手提箱，拿出他的筆記。“那是什麼？”尼克松問。拉斯克用紐約股票交易所式的幽默回答說他帶來了他的午餐，因為他再也吃不起餐館了。他得到了總統的開懷大笑。他接著說，美國“離另一次1929大崩盤的午夜只有5分鐘”，要想避免這樣的災難，總統必須立即採取行動。突然，拉斯克發現，他可以拋棄他所準備的事實和數字，用具體到個人的方式最好地表達出形勢的嚴峻性。於是，他把精心準備的筆記扔到一邊，以戲劇化的強調方式複述了阿格紐秘書的事，以及她對於她在共同基金投資的擔憂。
“告訴她不要賣掉股份。”尼克松立即說。
“你來告訴她，總統先生。”拉斯克恢復了高級軍官的語氣。
尼克松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兩個人達成一致，認為當務之急是組織並宣傳一次大型白宮宴會，邀請政府、華爾街和商界的高級官員參加，向全美顯示政府是真正關心股市形勢，並準備儘可能挽救它的。（1929年3月，臨近大崩盤之時，理查德·惠特尼來到白宮向胡佛總統報告了股市形勢。之後投資者信心出現短暫的提升。）
拉斯克同一天回到華爾街，對他在白宮的聽眾非常滿意。這天下午，他與把握債券市場命脈的比利·所羅門（BillySalomon）會談。後者告訴他，聯邦儲備委員會當天突然開始通過購買債券為經濟注入貨幣供給，拉斯克有理由相信，這是他成功警告尼克松的第一個成果。白宮宴會計劃還沒有向公眾宣佈，但是正在進行。股市繼續下跌，拉斯克所說的最後5分鐘正在慢慢消逝。5月22日，道瓊斯指數達到1963年以來的新低，美林不得不要求其以部分信用方式購買股票的客戶追加1150萬美元的保證金。週末的休市沒能阻止市場的下滑，5月25日，星期一，道瓊斯指數下跌20.81點，是1963年肯尼迪遇刺以來的最大單日跌幅，收盤時勉強高於640點。簡維開始預測股市跌破500點大關了。
午夜的鐘聲似乎就要敲響，恐慌即將爆發。星期一下午，股市收盤之後，經紀投資界從道瓊斯新聞報道中得知了計劃中的白宮宴會的消息。宴會將在27日星期三舉行，六十多名商界和金融界的大人物將參加宴會。然而，人們對總統對華爾街命運的關心的領會沒有產生什麼立竿見影的效果。第二天，星期二，道瓊斯指數又下跌9點，跌至631點。接著，在星期二的晚間電視新聞和星期三的早間報紙報道和評論中，這一即將到來的盛事的巨大影響似乎漸漸為人們所理解。在美國曆史上最盛大的總統宴會和具有驚人經濟意義的雞尾酒會之後，道瓊斯指數星期三上躍32.04點，為紐約股票交易所歷史上最大的單日漲幅。
宣佈之時就已經達到大部分目的的宴會本身則有些虎頭蛇尾，甚至有些鬧劇色彩。（沒有記者在場，沒有關於宴會進程的正式報道。但是，我們有不同參與者的敘述為據，尤其是美林的唐納德·里根，他做了詳細的記錄。）在白宮的國家宴會廳，政府、商界和金融界的大人物悉數到場。政府這邊，除總統以外，還有美聯儲主席亞瑟·伯恩斯（ArthurBurns）、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麥克拉肯、財政部長大衛·肯尼迪（DavidKennedy）、商務部長莫里斯·斯坦斯（MauriceStans）、司法部長約翰·米切爾（JohnMitchell），以及總統特別助理彼得·弗蘭尼根、查爾斯·科爾森（CharlesColson）和威廉·撒費爾（WilliamSafire）。商界人士有通用汽車董事會主席詹姆斯·洛希（JamesRoche）、美國電話公司董事會主席H·I·羅姆尼斯、國際電話電報公司董事會主席哈羅德·吉寧、保誠保險公司董事會主席唐納德·麥克諾頓（DonaldMacNaughton），以及大西洋富田公司（AtlanticRichfield）董事會主席羅伯特·安德森（RobertAnderson）。華爾街的代表除里根和拉斯克外，還有紐約股票交易所總裁哈克、美國股票交易所總裁索爾，以及幾家最大經紀公司的老闆。
龍蝦雞尾酒、威靈頓牛排、羅斯柴爾德拉菲堡1962年紅酒—在白宮的股票市場之夜除了喝一杯羅斯柴爾德拉菲堡紅酒之外還有什麼呢？接下來的事情看上去嚴肅而怪異，甚至有些可怕。總統最先發言。他指著身後一幅巨大的東南亞地圖，把三個星期前入侵柬埔寨說成自麥克阿瑟1950年登陸朝鮮仁川以來美國最成功的軍事行動。總統想知道，為什麼華爾街把這樣一次國家勝利看成拋售股票的契機？他說，其實它應該被當做極大的利好消息。他預測，國內經濟將恢復增長，下半年通貨膨脹將放緩。拉斯克接下來發言，他心急如焚地強調，股市的大面積復甦有賴於政府的三項措施：美軍嚴格按照公佈的計劃從柬埔寨撤軍，美聯儲明確表現出對政府債券價格的支持，以及美聯儲採取進一步措施增加貨幣供給。下一個發言的美聯儲主席伯恩斯向在座的人保證，美聯儲完全瞭解華爾街當前危機的深度和廣度，並明確而令人滿意地表示，美聯儲準備履行最後放款人的職責。實際上，這是整個晚上政府做出的對建設性經濟措施的唯一具體保證。
伯恩斯講話之後，尼克松號召大家提問。有人問總統打算如何對待美國的年輕人和他們的校園反叛行為。總統回答，對於抗議學生，大學裡的年輕教師應該表現出“更大的勇氣”，顯然這一回答令所有人滿意。據里根敘述：“他說，他成為美國總統不是為了看到所有同盟國的破產，或者看到我們失去在世界上的主導地位。”
從能夠獲得的記錄來看，宴會最後變成了某種瘋狂的茶話會，不同的出席者表達著自己的優先利益，而對別人的考慮漠不關心，他們的觀點不比國家宴會廳以外的普通市民更加接近事實。接著，發生了令人震驚的事。一位幾乎所有在場人士都不認識的名叫伊西多爾·科恩（IsidoreCohen）的嘉賓提出了一個“問題”，使形勢很快演變成對政府政策長達10分鐘的鞭笞—經濟問題上的優柔寡斷，伯恩斯博士對總統提出的糟糕的經濟建議（發言者是這麼認為的），以及按里根的話說，“在過多的領域表達過多的建議”。隨著科恩繼續激烈而不留情面地發言，人們清楚地看到，在這個商界、金融界和政府共同參加的宴會上，存在一個令人不安的因素，那就是普遍的恐懼和驚慌。里根碰巧坐在科恩旁邊，他不斷拉他的衣襬，試圖讓他坐下，但都沒有用，科恩頑固地站著發表講話。當科恩終於結束長篇演說坐回座位上時，總統冷靜地接著他的話往下講，就像什麼也沒發生一樣。幾分鐘後，總統就贏得了普遍的掌聲。
這是怎麼回事？伊西·科恩是誰，他去那兒幹什麼？“他要在那兒幹什麼？”班尼·拉斯克後來問，委婉地表達出他的憤怒。“他是民主黨人！”至少，科恩絕不是一個地位可與其他在場者相比的商人。實際上，他是約瑟夫·科恩父子公司（JosephCohenandSons）的一位領導人，這家公司在紐約和費城生產男裝，最近剛與飛速美國公司合併。讀者可能還記得，後者是風光一時的以色列人梅蘇萊姆·裡克里斯領導下的聯合企業。簡言之，科恩出現在那裡，是因為某個參與準備宴會的人的疏忽大意。我們要感謝這個不知名的疏忽大意者，以及科恩本人，因為他們使總統的宴會變得比任何人計劃的更加人性化，更加代表美國人的心聲。
歷史充滿了諷刺，託這次白宮虛張聲勢的宴會的福，美國勉強倖免於“另一次1929年”。（“如果市場跌破了600點，它也有可能跌破400點。”拉斯克後來說。）這次宴會在許多方面與理查德·惠特尼在黑色星期四，恐慌最盛的時候，出價205美元購買美國鋼鐵股票的著名錶演有異曲同工之妙。華爾街第二天流傳的關於宴會的報道著重於伯恩斯的保證，而不是科恩的質疑，市場出現上漲。當天，道瓊斯指數上升21點，第二天，星期五，突破700點。6月初，市場又出現新一輪的下滑，並且21日人們心目中堅不可摧的賓夕法尼亞中央鐵路公司（PennCentralRailroadCompany）由於事後看來無能得令人難以置信的管理層的原因，突然破產，這時市場大有崩盤之勢。這一次，面臨危險的不僅僅是人們對國家政策的信心，而是更加觸及經濟層面的東西，那就是“商業票據市場”的生存。這個市場是企業間的信貸系統，各企業在其中相互進行無擔保的短期借款，1970年6月，該系統的借貸總額為400億美元。隨著賓夕法尼亞中央鐵路公司商業票據的失效，那些不幸借給它數千萬美元的公司本身也將有可能無法履行自己的償債義務，而它們的商業票據放款人又可能突然拒絕將貸款展期，從而發生連鎖反應，導致典型的全國性貨幣公司恐慌，當然，還有股市崩盤。但這一次，聯邦儲備委員會準備採取行動。它事先就獲得了警告，於是針對這種典型的困境採取了經典的補救方法，大大敞開了通常嚴格控制的貸款窗口，暫停對各銀行的最高利率加以限制，從而向市場注入大量貨幣供給，從一開始就避免了連鎖反應的發生。平時動作遲緩的美聯儲這一次反應迅捷，使賓夕法尼亞中央鐵路的破產成為個別悲劇，而非全國性災難。7月初，道瓊斯指數開始了長期穩定的上漲，並將一直持續到年底，最終突破84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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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經比較了1929年和1970年的事件演變和人們對事件演變的態度，發現了兩者之間驚人的相似與不同之處，現在讓我們比較一下客觀數據。從1929年9月的頂峰到1932年夏天大蕭條的谷底，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從381點跌至36點，縮水90%。從1968年12月的最高點到1970年5月的最低點，該指數從985點跌至631點，跌幅約36%。按照這個標準，1970年與1929年比起來是小巫見大巫。但是，我們已經注意到，光看這個標準是不夠的。道瓊斯指數準確地反映了1929~1932年的市場，那時，不論是油漆匠還是辦公室女孩都大筆買進道瓊斯指數成分股票，比如通用汽車和新澤西的標準石油。但很遺憾，它不能反映1969~1970年的市場，因為人們大筆買進的是控制數據公司或凌·特姆科·沃特公司的股票。一個名叫馬克斯·夏皮羅（MaxShapiro）的金融分析師在1971年1月的《鄧氏評論》（Dun誷Review）上撰文，試圖構造一個更適應新形勢的市場標準。作為代表老時代的道瓊斯指數的現代版，夏皮羅列出了一份20世紀60年代最耀眼的30只股票的清單—10只最大的聯合企業股票，包括利頓、海灣西部和凌·特姆科·沃特；10只計算機股票，包括IBM、里斯科和斯佩
裡欣嫉攏?0只技術股票，包括寶麗來、施樂和仙童照相。夏皮羅發現，1969~1970年之間，其中10只聯合企業股票的平均跌幅是86%，10只計算機股票的平均跌幅是80%，10只技術股票的平均跌幅是77%。全部30只股票的平均跌幅是81%。即使刨去夏皮羅事後諸葛亮才能選對股票的事實，他的分析仍然有力地顯示，以新手投資者最有可能大筆投資的股票的表現來衡量，1969~1970年的大崩盤完全可以與1929年相提並論
並且，按照受影響的人數和他們的總損失衡量，1969~1970年的崩盤比1929~1932年嚴重得多。1929年，至多有四五百萬美國人擁有股票；1970年，按照紐約股票交易所自己的驕傲統計，美國有3100萬股民。至於股民的總損失，1929年9~11月，紐約股票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喪失了大約300億美元的賬面價值，其他地方交易的股票則損失了數十億美元；1969~1970年的這一損失，包括在最大兩家交易所和場外市場交易的股票，總共超過3000億美元，是前一個數字的10倍。
一年半內3000億美元的損失分攤到3000萬投資者頭上—這就是沸騰年代釀成的苦果；聯合企業及其鼓吹者的協同效應和“2加2等於5”的理論釀成的苦果；投資組合奇才們攪拌客戶資產釀成的苦果；富有創造力的會計師們編造的盈虧線故事釀成的苦果；每週兩股的承銷商向股市傾倒垃圾股票釀成的苦果；股票推銷商為了賺取快速佣金充當掮客釀成的苦果；共同基金為了獲得短期業績虛增未登記的存信股票的價值釀成的苦果。不過，後一次大崩盤造成的人性和社會方面的危害小得多，倒是事實。這時的美國比1929年富裕得多，因此1969~1970年的市場失敗者能夠更好地消化他們的損失，而且此時更富智慧和責任感的國家監管也保護了投資者，使他們免受輕信和貪婪所能帶來的最嚴重的懲罰。1929年，政府對借錢購買股票沒有任何限制，人們可以隨意以10%或20%的保證金把積蓄投入股票，從而面臨市場下跌10%~20%就賠個精光的自殺性風險。美聯儲對最低保證金比率的限制（1969~1970年的大部分時間高達80%）使得投資者，除少數人發現了極端高明的規避方法外，必須提供相對於他們的風險而言充足得多的現金，這正是防止1929年大規模個人悲劇重複上演的關鍵因素。實際上，對最低保證金比率的限制使得1969~1970年的投資者很難徹底賠光。實際的結果只不過是失去中產階級地位，生活出現困苦，而不是遭遇災難。如果說人們在1970年只會聽說股票投資者生活困難，而不是家破人亡和自殺的話，大部分功勞都歸於羅斯福新政的一項關鍵改革性法規，《1934年證券交易法》（SecuritiesExchangeActof1934），它（以及許多別的因素）賦予聯邦儲備委員會管理股票市場信貸的權利。在老式自由主義遭到辱罵和恥笑的同時，雖然不為人注意或欣賞，仍然存在的大量老式自由主義卑微卻顯著地證明，40年來，美國畢竟獲得了一些教訓。
當然，與其說是由於更加英明的政府政策，不如說是由於美國工業力量的強大，與1929年不同，1970年的大崩盤之後沒有發生災難性的蕭條。不過，也確實發生了嚴重的蕭條。1932年，曾有高達1/4的全美勞工失業，而在1971年最糟糕的日子裡，失業率也只是剛剛超過6%。但這已足夠糟糕了，尤其是（與1932年不同）大部分失業集中於大城市的黑人區。而在這些區域，失業率有時確實超過了25%。總統1970年的經濟報告含糊其辭：它提到“放緩”、“產出減少”、“很多方面未能實現預期”的經濟表現，卻隻字不提“衰退”，更不要說“蕭條”。一位著名經濟學家試圖將形勢粉飾得光明一些時竟然使用了“增長衰退”這個自曝其短的詞。
但對外行人士來說，1970年處處明白顯示著衰退的跡象。10月，勞工統計局報告說，全國勞工失業率為5.2%，年齡不到20歲的城市男性黑人失業率為34.9%。同時，衰退開始向經濟階梯的上層蔓延。經濟衰退的潮水從未打溼過富人的衣裳，更不要說把他們浸透—公司老總們憑藉天文數字的薪水過得好好的，銀行則由於持續緊縮的銀根飛黃騰達—但在1970年的秋天，經濟衰退的潮水吞沒了中產階級。一名鋼鐵工人聯合會（UnitedSteelworkers）的組織者曾對撰寫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編年史的作家斯特茲·特克爾（StudsTerkel）說：“一個在家附近的銀行兌現半月一張的薪水支票的人，前幾年拿出的支票都是每張300~400美元，現在他只能拿回家150~170美元。”一名22歲的年輕人則這樣描述年輕人反傳統文化年代的經濟衰退的影響：“大部分留著長髮的人都不得不為狗一樣低賤的工資工作。沒多少地方能僱用他們，於是他們只能斷斷續續地工作。你知道，每小時1.75美元。就像黑人一樣。”
10月，航空公司由於預計全年總損失至少為1億美元，削減了奢侈服務：用三明治取代牛排，用紙巾取代毛巾，減少空中電影，不再供應昂貴的澳大利亞堅果製成的小吃。同月，勞工部確定了35個有“嚴重或持續”失業問題的主要勞工區；優化商務局理事會（CouncilofBetterBusinessBureaus）估計當前有40萬名失業的管理人員；大公司開始大幅削減管理人員和白領員工的工資。例如，馬薩諸塞諾頓公司（NortonCompanyofMassachusetts）削減了5000名經理和白領員工15%的薪水，這意味著，一名年薪2.5萬美元的員工每週少領取72美元。到11月，在紐約顯而易見的是，申請福利救濟的非波多黎各白人比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增加得更快。在紐約州就業服務中心的專業人士就業中心，要求領取失業救濟的專業和管理人士在一年內增加了100%還多。人們開始聽說股票經紀商開出租車，藝術總監從事版面設計，會計師接受銳減的工資並有生以來第一次支付中介費。這年冬天的曼哈頓，供出租的豪華轎車供過於求；許多歌劇贊助商記憶中第一次出現了幾乎每場大都會歌劇院演出都有空座的情況；許多以前光顧薩克斯第五大道（SaksFifthAvenue）①的消費者現在選擇光顧Klein’s或Alexander’s，許多原來的出租車乘客現在乘坐公共汽車或地鐵。12月，大學裡的就業指導員開始向畢業生告知職位的大幅減少，並警告他們對第一份工作挑挑揀揀的日子結束了。大部分大工業公司開始大幅減少校園招聘，有的削減幅度達到一半。高學歷就業市場變成小型災區，新的博士學位獲得者找到工作的比率只有前一年的一半。習慣於看著有錢的家長們為子女的就讀發愁的城市私立學校，突然間互相展開競爭，爭奪稀少的申請者。
諸如此類。沒有出現排隊領取麵包的情況，但人們現在吃的是麵包，而不是蛋糕，蘋果而不是火焰冰山。而憂慮的政客們對不斷惡化的形勢的反應則更加諷刺地重演了歷史。1970年即將結束，國民生產總值自1958年以來首次出現下降，全國工業只實現了生產能力的3/4，經國會同意，總統開始運用赫伯特·胡佛的應急點滴投資理論，試圖通過國家向商界的轉移支付，保住舊有工作職位，並創造新的職位。到年底，國會已經投票通過了賦予洛克希德飛機公司2.5億美元的貸款擔保，試圖以經濟援助使該公司免於破產，從而保住6萬名員工的工作；破產的賓夕法尼亞中央鐵路即將獲得1.25億美元的聯邦貸款，使它的火車能夠繼續運行，它的員工能夠繼續工作；一家新的政府公司美國鐵路（Amtrak）正在組建，它將經營全美所有的城際鐵路；政府的造船部門也將迅速擴大。一切都很像胡佛的著名商業救濟之舉復興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FinanceCorporation）的再現，不同在於復興金融公司與請求幫助者之間展開了比現在的尼克松政府更為艱難的討價還價。
周復一週，月復一月，兩個時期新的相似之處不斷出現。1971年，尼克松不斷否定由政府直接提供工作機會的計劃，就像胡佛1930年和1931年所做的那樣。周復一週，月復一月，美元在國際市場上持續疲軟。當美國1933年4月18日最終被迫放棄美元兌黃金的承諾時，離1929年股市崩盤正好過去了三年半。這一次，政治需要戰勝國家榮譽的一幕降臨得更快。當1933年美元失去與黃金的兌換能力的舊事於1971年8月重現時，距離1970年大崩盤只有一年。
歷史，從經濟的角度看，似乎變成了不斷重複的噩夢，而美國就是不能從中醒來。但對華爾街來說，這一次噩夢有了新的內容。1970年下半年，華爾街，與其不幸的投資者不同，表現出陷入不可逆轉的破產跡象，美國證券市場即將進入完全的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