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沸騰的歲月

《福布斯》雜誌的一篇文章則暗示公司的利潤業績—股市繁榮的基石—是另一個假象。根據《福布斯》的估計方法，索爾·斯坦伯格的里斯科公司，沸騰歲月的股票之王，在其股市的輝煌年代沒有產生過任何淨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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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沸騰歲月的墓誌銘：

1970年10月中旬，格萊姆克公司管理層中止其瀕臨崩潰的離岸基金的贖回和銷售的前一週，皮埃爾·塞林格董事高坐在他在倫敦辦公室的辦公桌上，親切地對一名記者說：“離岸業務是一隻死鴨。”於是，曾經38美元一股的格萊姆克公司股票以1.5美元就能買到。

1972年6月，伯尼·康菲爾德（更準確地說，曾經的伯尼·康菲爾德）的投資者海外服務公司的一大筆優先股在日內瓦以每股1美分的價格轉手。

1968年底到1970年10月1日之間，28家最大對沖基金的資產下降了70%，合7.5億美元。（理論上講，在各種金融機構當中，對沖基金的組合能夠幫助它從市場崩盤中倖存，或許還能從中牟利。但只是理論上。組合不是天才，即使對高高在上的對沖基金來說，唯一的天才也是上漲的市場。實際上，它們的經理與其他人一樣被沸騰的情緒左右，乾脆忘記了及時對沖風險。他們中最有先見之明的一位碰到極佳的運氣，或者說做出了極佳的判斷，在1970年5月27日市場轉向的時候開始大規模賣空，獲得了創紀錄的利潤。）一家1971年倒閉的對沖基金的嚴重受害者包括洛伊斯公司的老闆勞倫斯·蒂施、奧本海默公司（OppenheimerandCompany）的合夥人利昂·利維（LeonLevy）、華納兄弟公司（WarnerBrothersSevenArts）前老闆艾略特·海曼（EliotHyman）以及唐納森、盧弗金和簡萊特公司聯合創始人丹·盧弗金（DanLufkin）。愚蠢的投資者可以在一起落馬的最聰明的投資者，或者說前投資者身上找到安慰了。

1970年8月，《20世紀基金》（TwentiethCenturyFund）發表了沃頓商學院教師歐文·弗蘭德（IrwinFriend）、吉恩·克羅基特（JeanCrockett）和馬歇爾·布魯姆（MarshallBlume）撰寫的關於共同基金的研究論文。該論文得出一個令人吃驚的結論：“對紐約股票交易所股票的平均加權或非加權投資帶來的收益率，高於共同基金1960~1968年期間的總體收益率。”簡單地說，根據論文作者的數據，亦步亦趨地選擇股票比把自己的錢交給專業投資組合經理更加有效。

如果說這一結論暗示著快槍手基金經理們的投資業績不過是大眾的瘋狂造成的假象，《福布斯》雜誌的一篇文章則暗示公司的利潤業績—股市繁榮的基石—是另一個假象。根據《福布斯》的估計方法，索爾·斯坦伯格的里斯科公司，沸騰歲月的股票之王，在其股市的輝煌年代沒有產生過任何淨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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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個人危機過後會有悔恨，公共危機過後則有改革。1969~1970年華爾街危機塵埃落定之前，實際上，在其最後階段結束之前，改革就開始了。1970年12月，國會通過並由尼克松總統簽署了一項成立證券投資者保護公司（SecuritiesInvestorProtectionCorporation）的法案，簡稱Sipic。這是一家聯邦會員制公司，由證券業出資，用來保護破產經紀公司的客戶，減少他們的損失，限額為每人5萬美元。紐約股票交易所現在宣佈，每一個在1969~1970年由於經紀公司破產而遭受傷害的投資者又將獲得保全了，甚至包括8月被任由他們自生自滅的普恩、第一德文郡公司和羅賓遜公司不幸的客戶。紐約股票交易所對他們的短暫拋棄現在看來似乎是使得Sipic法案獲得通過的籌碼。但考慮到訴訟和法律的延遲，一切還需要時間。1971年仲夏，破產經紀公司的大約1.8萬客戶仍在等待他們的股票和現金。到1972年底，差不多每個人都被保全了。

就像20世紀30年代一樣，紐約股票交易所開始從內部改革。1972年3月，交易所成員投票決定對其管理機構進行民主化重組，用新的由21人組成的管理委員會，其中10人來自華爾街以外，取代過去由33人組成的由華爾街內部人主導的委員會，並用帶薪主席取代過去無薪的名義上的兼職主席，比如拉斯克。新管理委員會以改革的精神，在7月的首次會議上選出第一位帶薪主席，詹姆斯·J·尼達姆（JamesJ.Needham），他並非華爾街人，而是一名會計師和證券交易委員會人員。被選入管理委員會的首批“公眾”代表大部分是不太可能贊成小投資者觀點的富人實業家，這意味著改革的任務還沒有完成。但是，這一改變毫無疑問代表進步。

那麼，是誰的建議被採納為華爾街11號的更加民主的新模式呢？是小威廉·麥克切斯尼·馬丁，就是那個曾經早熟而認真的年輕經紀商。惠特尼醜聞之後，1937年剛過30歲的他便擔任對紐約股票交易所進行民主改革的委員會的秘書，並於第二年成為改革後的紐約股票交易所的第一任總裁。對於馬丁而言，早已退休的他在1970年12月受到拉斯克的緊急請求，生命中第二次花費半年時間研究如何將紐約股票交易所由為其會員服務的俱樂部變成為公眾服務的市場，一定是一種奇怪的舊夢重溫的體驗。

這就是最後的諷刺：歷史不但在事件的演變方式上重演，而且連主角也同原來一樣。但是，如果說華爾街的20世紀60年代在許多方面是20年代的重演，那麼，它的沸騰歲月則是這個年代大趨勢的個性反映，折射和投射出一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10年的困境、疑惑和恐懼。比如，讓我們看一看主導這10年的富人慾望的微妙變化。60年代初的愛德華·M·吉爾伯特身上有著20年代受到推崇但現已消失的美國風格，富有上升到原則高度的個人和社會責任感。傑拉爾德·蔡渴望並很大程度上實現了一個更加理性的美國夢，那就是貧窮的移民憑藉自己的智慧在這個自由的國度獲得成功，他在1964年和1965年達到頂峰，這正是約翰·肯尼迪遇刺和1967年鉅變風暴之間的平靜時期。1968年和1969年的索爾·斯坦伯格是當時為人們熟悉的國家舞台角色的金融版，這個年輕而魯莽的外部人試圖靠打敗內部人而擠進來，結果，與同時代的美國反叛者一樣，被打敗了，並且承認自己的失誤。伯納德·康菲爾德，既衝突又同步的全國趨勢的代表，用他的生命而不是筆著成了一篇諷刺文學，把自己的生活變成所在社會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狀態的誇張版本；不願屈尊加入所謂的老派堡壘，而是儘可能明目張膽地鄙視它，正如他所做的那樣。最後，主導華爾街60年代末的兩個人物拉斯克和佩羅，恰當地反映了迴歸更加保守和傳統的社會責任的全國趨勢。他們坦然地愛著這個為他們的個人抱負提供了良好競技場的國家，作為報答，他們做了一切能夠做的事情，拉斯克將全副身心投入對紐約股票交易所的拯救，佩羅則將自己的大筆財富投入同一事業，還曾以一架波音707飛機作為他的羅西南多①四處奔波，像一個現代的堂吉訶德，徒勞地試圖營救困在北越南的美國囚犯。

時尚和方式在變，但致富的渴望不變。最大的金錢追逐者們的風格和動機則如最大的情種，他們的套路一樣微妙地反映了所有這些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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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或者說小投資者，這些華爾街的“消費者”又如何呢？他們在20世紀60年代遭到和20年代一樣無情而有計劃的詐騙了嗎？聯合企業和績效基金像過去的合夥投資公司和投資信託公司一樣冷酷地對待他們了嗎？還是如同騙局的受害者一樣，他們應該把主要責任歸在自己身上？

首先，幾乎沒有疑問的是，他們是20世紀60年代股市的大輸家。不幸正巧於1970年7月股市跌入谷底的時候，紐約股票交易所公佈了最新全國股民調查結果。我們已經看到，總股民人數達到3100萬，每四個成年人中就有一個是股民。這意味著股民人數自1965年以來上升了53.3%，那時的股民人數剛剛超過2000萬。因此，毫無疑問的是，近1100萬人是在道瓊斯指數接近1000點的1965年和大約650點的1970年年中之間首次進入股市。1969~1970年股市崩盤中總共3000億美元的賬面損失中，到底有多少是由這1100萬新投資者承擔無法計算，但可以肯定，1970年7月紐約股票交易所公佈人民資本主義重新到來的最新證據時，人民資本主義已經使至少1000萬美國投資者，或者美國全體投資者的1/3，比原來更加貧窮，而且貧窮了數十億美元。

20世紀60年代，或者為了購買第三輛車，或者為了去加勒比旅行，或者為了支付私立學校的學費，或者只是為了應付通貨膨脹，曾經投資於凌·特姆科·沃特、里斯科、梅茨基金或全國學生營銷公司的人們，相對於1929年同樣進行危險的孤注一擲，投資於美國無線電公司（Radio）、雪蘭多或阿里範尼的不幸者來說，有一個很大的優勢。多虧了證券法案和證券交易委員會，20世紀60年代的投資者在技術上受到聯邦法律完全信息披露要求的保護，可以免受公司欺詐的傷害。當然，關鍵字眼是“在技術上”。如果投資者完全懂得合併會計的深奧含義，他或許不會投資於凌·特姆科·沃特或里斯科；如果他抓住了基金投資組合中存信股票增值的奧秘，他大概不會投資於梅茨基金；如果他閱讀並且讀懂了全國學生營銷公司1969年年報的腳註，他幾乎一定不會把積蓄交給這家公司。那麼，問題是，業餘投資者到底有沒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只有有限的時間和精力放在股市的進進出出上，而且擁有這樣的理解力。他沒有權利依賴他的經紀商和共同基金經理的投資技巧和人格嗎，尤其當他們的判斷力如此頻繁地受到最權威的投資機構、全國性銀行、大基金和養老基金、保險公司和基金會的肯定時？簡而言之，相對於專業人士來說，股票投資遊戲的規則對業餘投資者是公平的嗎？

實際上，不是。當美國最精明的企業金融家和他們的會計師在法律範圍內不斷尋找新的欺騙方法時不是；當本應冷靜的基金經理在追求迅速業績的祭壇前成為瘋狂信徒時不是；當經紀商對客戶利益的承諾不斷遭到私人利益或佣金壓力的削弱時不是；當代表投資業風度的領導者們像業餘人士一樣貪婪而魯莽地投機時不是。完全信息披露在20世紀60年代的股票市場上總的來說是一次失敗，只給了小投資者虛有其表的保護。而這一失敗提出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到底什麼程度的披露能夠成功保護投資者。規則可以加強，正如這10年以及今後會出現的規則一樣。但就像白天過後一定是晚上，華爾街詭計多端的人以及他們的金融進貢者將永遠忙於以新的詭計玩弄新的規則，我們完全沒有理由懷疑，那些受人尊敬的機構在下一次快錢風潮盛行的時候將再次上演騙術。正如拉斯克1972年所說：“我能感覺到它的到來，不論有沒有證券交易委員會，一輪新的災難性投機將到來，所有我們熟悉的情景將依次上演—藍籌股的繁榮，接著是對次級股票的追捧，接著是場外交易的火爆，接著是新股發行的又一個垃圾市場，最後是不可避免的崩盤。我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來，但我能感覺到，而且，該死的，我不知道該做些什麼。”

就這樣，按照事物的本性，業餘投資者相對於專業人士仍然並將可能一直處於劣勢。或許他最好的保護在於對這一事實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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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華爾街正朝著民主的方向改變，並且一定會發生更多變化：公眾在紐約股票交易所（或許將與美國股票交易所和小型區域性交易所連成一體）的管理委員會中將有更好的代表，越來越多的交易佣金將通過自由協商確定，而不是由證券業的行規確定，共同基金的收費和經營將得到更好的監管。但即將發生的最大變化或許不是金融方面的，而是社會和文化方面的。

自從20世紀初變得不再富有的強盜們展開掠奪、精明的商人對鐵路債券進行操縱的競技場之後，華爾街不但變成全世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而且成為一個國家機構。20世紀60年代，它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華爾街人總是害怕被稱做的私人俱樂部，不是一般的私人俱樂部，而是美國最重要和有意思的俱樂部，全美風潮的製造者和反映者，全美領導者的學校。20世紀60年代，雖然它的貴族氣質和政治影響力有所下降，但它仍然擁有它們，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地上演著國家戲劇的濃縮和高級版本。但在這10年及其獨特的那一幕戲劇結束時的震盪之後，它扮演舊角色的日子屈指可數了。華爾街作為一個社會單元的命運不是被改革結束，而是被機械化結束。20世紀70年代初，已經有大量的股票交易不是在天窗下的交易場內面對面地進行，而是在相隔數千英里、坐在閉路電視熒屏前的人之間進行。華爾街顯然越來越無法處理全國證券業大規模擴張的業務，這增加了廢除股票權證、用計算機存儲單元中的記錄取代它們的壓力。全國最大經紀公司的老闆，美林公司的里根，1972年預測：“到1980年，華爾街將失去它的大部分風情……華爾街相對於我們過去幾年看到的將失去許多色彩……我猜，最早消失的將是那張裝飾性的紙［股票權證］……當一切電子設備就緒，我們還會需要紐約股票交易所嗎？或許不是以它現在的形式。”

那麼，再見了，私人俱樂部。使華爾街成為一個社會單元的兩股力量，一個是股票權證，它的使用要求場所的集中，因為它必須要能夠迅速便捷地從賣方轉移到買方，另一個是股票交易所，它使股票交易有了一個看得見的焦點。如果權證和交易所消失了，華爾街將走過漫長的將自己轉變為毫無人格的全國性自動售貨機的道路，這或許會對投資者更加公平，但作為美國的一個微觀世界，它將失去大部分趣味。它私人俱樂部的一面，不論從公平和民主的立場來看多麼令人譴責，對社會環境來說卻是必需的；改革者和社會歷史學家的願望必須只佔少數派。如果私人俱樂部消失了，或許與之一起消失的還有我曾提過的華爾街的一個特點：充當以佔有、統治、歸屬為主題的高尚、純粹的道德劇的舞台。可以想見，本書或許是為“華爾街”時代撰寫的最傑出的著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