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陌生人的死

“大概是他們來了。”我看見墳場外面的短牆揚起一片黃塵,接著一輔外交牌照的賓士牌汽車慢慢的停在鐵門的入口處。

荷西和我都沒有動,泥水工正在拌水泥,加里樸素得如一個長肥皂盒的棺木靜靜的放在牆邊。

炎熱的陽光下,只聽見蒼蠅成群的嗡嗡聲在四周迴響著,雖然這一道如同兩層樓那麼高的牆都被水泥封死了,但是砌在裡面的棺木還是發出一陣陣令人不舒服的氣味,要放入加里的那一個牆洞是在底層,正張著黑色的大嘴等著屍體去填滿它。

那個瑞典領事的身後跟著一個全身穿黑色長袍的教士,年輕紅潤的臉孔,被一頭如嬉皮似的金髮罩到肩膀。

這兩人下車時,正高聲的說著一件有趣的事,高昂的笑聲從門外就傳了過來。

等他們看見等著的我們時,才突然收住了滿臉的笑紋,他們走過來時,還抿著嘴,好似意猶未盡的樣子。“啊!你們已經來了。”領事走過來打招呼。

“日安!”我回答他。

“這是神父夏米葉,我們領事館請來的。”

“您好!”我們彼此又握了握手。

四個人十分窘迫的站了一會,沒有什麼話說。

“好吧!我們開始吧!”神父咳了一聲就走近加里的棺木邊去。

他拿出聖經來用瑞典文唸了一段經節,然後又用瑞典文說了幾句我們聽不懂的話,不過兩分鐘的時間吧,他表示說完了,做了一個手勢。

我們請墳園的泥水工將加里的棺木推到牆內的洞裡去,大家看著棺木完全推進去了,神父這才拿出一個小瓶子來,裡面裝著一些水。

“這個,你來灑吧!”他一面用手很小心的摸著他的長髮,一面將水瓶交給我。

“是家屬要灑的?”

“是,也不是。”領事聳聳肩,一副無可奈何的表情。

我拿起瓶子來往加里的棺木上灑了幾滴水,神父站在我旁邊突然劃了一個十字。

“好了!可以封上了。”領事對泥水工說。

“等一下。”我將一把加里院子裡的花丟到他的棺材上去,泥水工這才一塊磚一塊磚的封起牆來。

我們四個人再度沉默的木立著,不知說什麼好。“請問你們替加里付了多少醫藥費?”

“帳單在這裡,不多,住院時先付了一大半。”荷西將帳單拿出來。

“好,明後天請你們再來一次,我們弄好了文件就會結清給你們,好在加里自己的錢還有剩。”

“謝謝!”我們簡短的說了一句。

這時墳場颳起了一陣風,神父將他的聖經夾在腋下,兩隻手不斷的理他的頭髮,有禮的舉止卻蓋不住他的不耐。“這樣吧!我們很忙,先走了,這面牆——”

“沒關係,我們等他砌好了再走,您們請便。”我很快的說。

“那好,加里的家屬我們已經通知了,到現在沒有迴音,他的衣物——唉!”

“我們會理好送去領事館的,這不重要了。”

“好,那麼再見了。”

“再見!謝謝你們來。”等砌好了牆,我再看了一眼這面完全是死人居所的牆,給了泥水工他該得的費用,也大步的跟荷西一起走出去。

荷西與我離開了撒哈拉沙漠之後,就搬到了近西北非在大西洋海中的西屬加納利群島暫時安居下來。

在我們租下新家的這個沿海的社區裡,住著大約一百多戶人家,這兒大半是白色的平房,沿著山坡往一個平靜的小海灣裡建築下去。

雖說它是西班牙的屬地,我們住的地方卻完完全全是北歐人來度假、退休、居留的一塊樂土,西班牙人反倒不多見。

這兒終年不雨,陽光普照,四季如春,尤其是我們選擇的海灣,往往散步兩三小時也碰不到一個人影。海灘就在家的下面,除了偶爾有一兩個步伐蹣跚的老人拖著狗在曬太陽之外,這一片地方安詳得近乎荒涼,望著一排排美麗的洋房和蕃茄田,我常常不相信這兒有那麼多活著的人住著。“歡迎你們搬來這裡,我們這個社區,太需要年輕人加入。這塊美麗的山坡,唯一缺少的就是笑聲和生命的氣氛,這兒,樹和花年年都在長,只有老人,一批批像蒼蠅似的在死去,新的一代,再也不肯來這片死寂的地方了。”

社區的瑞典負責人與我們重重的握著手,誠懇的表示他對我們的接納,又好似惋惜什麼的嘆了口氣。

“這一點您不用愁,三毛是個和氣友愛的太太,我,是個粗人,不會文文靜靜的說話,只要鄰居不嫌吵,我們會把住的一整條街都弄活潑起來。”荷西半開玩笑的對這個負責人說,同時接下了一大串租來小屋的鑰匙。

我們從車上搬東西進新家去的那一天,每一幢房子裡都有人從窗口在張望,沒有一個月左右,這條街上的鄰居大部分都被我們認識了,早晚經過他們的家,我都叫著他們的名字,揚揚手,打個招呼,再問問他們要不要我們的車去市場買些什麼東西帶回來。偶爾荷西在海里捉到了魚,我們也會拿蠅子串起來,挨家去送魚給這些平均都算高齡的北歐人,把他們的門打得碰碰地響。

“其實這裡埋伏著好多人,只是乍時看不出來,我們可不能做壞事。”我對荷西說。

“這麼安靜的地方,要我做什麼搗蛋的事也找不到對象,倒是你,老是跳進隔壁人家院子去採花,不要再去了。”“隔壁沒有人住。”我理直氣壯的回答著他。

“我前幾天還看到燈光。”

“真的?奇怪。”我說著就往花園跑去。

“你去哪裡?三毛。”

他叫我的時候,我早已爬過短牆了。

這個像鬼屋一樣的小院子裡的花床一向開得好似一匹彩色的緞子,我總是挑白色的小菊花采,很少注意到那幢門窗緊閉,窗簾完全拉上的房子裡是不是有人住,因為它那個氣氛,不像是有生命的一幢住家,我幾乎肯定它是空的。我繞了一圈房子,窗簾密密的對著大窗,實在看不進去,繞到前面,拿臉湊到鑰匙洞裡去看,還是看不到什麼。“荷西,你弄錯了,這裡一個人也沒有。”我往家的方向喊著。

再一回頭,突然在我那麼近的玻璃窗口,我看見了一張可怕的老臉,沒有表情的注視著我,我被這意外嚇得背脊都涼了,慢慢的轉身對著他,口裡很勉強的才吐出一句結結巴巴的“日安。”

我盯住這個老人看,他卻緩緩的開了大玻璃門。“我不知道這裡住著個人。對不起。”我用西班牙話對他說。

“啊!啊!”這個老人顯然是跛著腳,他用手撐著門框費力的發出一些聲音。

“你說西班牙話?”我試探的問他。

“不,不,西班牙,不會。”沙啞的聲音,盡力的打著手勢,臉上露出一絲絲微笑,不再那麼怕人了。

“你是瑞典人?”我用德文問他。

“是,是,我,加里,加里。”他可能聽得懂德文,卻講不成句。

“我,三毛,我講德文你懂嗎?”

“是,是,我,德國,會聽,不會講。”他好似站不住了似的,我連忙把他扶進去,放他在椅子上。

“我就住在隔壁,我先生荷西和我住那邊,再見!”說完我跟他握握手,就爬牆回家了。

“荷西,隔壁住著一個可怕的瑞典人。”我向荷西說。“幾歲?”

“不知道,大概好幾百歲了,皺紋好多,人很臭,家裡亂七八糟,一雙腳是跛的。”

“難怪從來不出門,連窗戶都不打開。”

看見了隔壁的加里之後,我一直在想念著他,過了幾天,我跟鄰居談天,順口提到了他。

“啊!那是老加里,他住了快兩年了,跟誰也不來往。”“他沒法子走路。”我輕輕的反駁這個中年的丹麥女人。“那是他的事,他可以弄一輛輪椅。”

“他的家那麼多石階,椅子也下不來。”

“三毛,那不是我們的事情,看見這種可憐的人,我心裡就煩,你能把他怎麼辦?我們又不是慈善機關,何況,他可以在瑞典進養老院,偏偏住到這個舉目無親的島上來。”“這裡天氣不冷,他有他的理由。”我爭辯的說著,也就走開了。

每天望著那一片繁花似錦的小院落裡那一扇扇緊閉的門窗,它使我心理上負擔很重,我恨不得看見這鬼魅似的老人爬出來曬太陽,但是,他完完全全安靜得使自己消失,夜間,很少燈火,白天,死寂一片。他如何在維持著他的帶病的生命,對我不止是一個謎,而是一片令我悶悶不樂的牽掛了,這個安靜的老人每天如何度過他的歲月?

“荷西,我們每天做的菜都吃不下,我想——我想有時候不如分一點去給隔壁的那個加里吃。”

“隨便你,我知道你的個性,不叫你去,你自己的飯也吃不下了。”

我拿著一盤菜爬過牆去,用力打了好久的門,加里才跛著腳來開。

“加里,是我,我拿菜來給你吃。”

他呆呆的望著我,好似又不認識了我似的。

“荷西,快過來,我們把加里抬出來吹吹風,我來替他開窗打掃。”

荷西跨過了矮牆,把老人放在他小院的椅子上,前面替他架了一個小桌子,給他叉子,老人好似嚇壞了似的望著我們,接著看看盤子。

“吃,加里,吃,”荷西打著手勢,我在他的屋內掃出堆積如山的空食物罐頭,把窗戶大開著透氣,屋內令人作嘔的氣味一陣陣漫出來。

“天啊,這是人住的地方嗎?”望著他沒有床單的軟墊子,上面黑漆漆的不知是幹了的糞便還是什麼東西糊了一大塊,衣服內褲都像深灰色一碰就要破了似的抹布,床頭一張發黃了的照片,裡面有一對夫婦和五個小男孩很幸福的坐在草坪上,我看不出那個父親是不是這個加里。

“荷西,他這樣一個人住著不行,他有一大櫃子罐頭,大概天天吃這個。”

荷西呆望著這語言不能的老人,嘆了口氣,加里正坐在花園裡像夢遊似的吃著我煮的一盤魚和生菜。

“荷西,你看這個,”我在加里的枕頭下面掏出一大卷瑞典錢來,我們當他的面數了一下。

“加里,你聽我說,我,他,都是你的鄰居,你太老了,這樣一個人住著不方便,你那麼多錢,存到銀行去,明天我們替你去開戶頭,你自己去簽字,以後我常常帶菜來給你吃,窗天天來替你打開,懂不懂?我們不會害你,請你相信我們,你懂嗎?嗯!”

我慢慢的用德文說,加里啊啊的點著頭,不知他懂了多少。

“三毛,你看他的腳趾。”荷西突然叫了起來,我的眼光很快的掠過老人,他的右腳,有兩個腳趾已經爛掉了,只露出紅紅的膿血,整個腳都是黑紫色,腫脹得好似灌了水的象腳。

我蹲下去,把他的褲筒拉了起來,這片紫黑色的肉一直快爛到膝蓋,臭不可當。

“麻瘋嗎?”我直著眼睛張著口望著荷西,不由得打了一個寒顫。

“不會,一定是壞疽,他的家人在哪裡,要通知他們。”“如果家人肯管他,他也不會在這裡了,這個人馬上要去看醫生。”

蒼蠅不知從那裡成群的飛了來,叮在加里膿血的殘腳上,好似要吃掉一個漸漸在腐爛了的屍體。

“加里,我們把你抬進去,你的腳要看醫生。”我輕輕的對他說,他聽了我說的話,突然低下頭去,眼淚靜靜的爬過他佈滿皺紋的臉,他只會說瑞典話,他不能回答我。

這個孤苦無依的老人不知多久沒有跟外界接觸了。“荷西,我想我們陷進這個麻煩裡去了。”我嘆了口氣。“我們不能對這個人負責,明天去找瑞典領事,把他的家人叫來。”

黃昏的時候,我走到同一社區另外一家不認識的瑞典人家去打門,開門的女主人很訝異的、有禮的接待了我。“是這樣的,我有一個瑞典鄰居,很老了,在生病,他在這個島上沒有親人,我想——我想請你們去問問他,他有沒有醫藥保險,家人是不是可以來看顧他,我們語文不太通,弄不清楚。”

“哦!這不是我們的事,你最好去城裡找領事,我不知道我能幫什麼忙。”

說話時她微微一笑,把門輕輕帶上了。

我又去找這社區的負責人,說明了加里的病。

“三毛,我只是大家公推出來做一個名譽負責人,我是不受薪的,這種事你還是去找領事館吧!我可以給你領事的電話號碼。”

“謝謝!”我拿了電話號碼回來,馬上去打電話。“太太,你的瑞典鄰居又老又病,不是領事館的事,只有他們死了,我們的職責是可以代辦文件的,現在不能管他,因為這兒不是救濟院。”

第二天我再爬牆過去看加里,他躺在床上,嘴唇乾得裂開了,手裡卻緊緊的扯著他的錢和一本護照,看見我,馬上把錢搖了搖,我給他喝了一些水,翻開他的護照來一看,不過是七十三歲的人,為何已經被他的家人丟棄到這個幾千裡外的海島上來等死了。

我替他開了窗,喂他吃了一點稀飯又爬回家去。“其實,我一點也不想管這件事,我們不是他的誰,我們為什麼要對他負責任?”荷西苦惱的說。

“荷西,我也不想管,可是大家都不管,這可憐的人會怎麼樣?他會慢慢的爛死,我不能眼看有一個人在我隔壁靜靜的死掉,而我,仍然過一樣的日子。”

“為什麼不能?你們太多管閒事了。”在我們家喝著咖啡,抽著煙的英國太太嘲笑的望著我們。

“因為我不是冷血動物。”我慢慢的盯著這個中年女人吐出這句話來。

“好吧!年輕人,你們還是孩子,等你們有一天五十多歲了,也會跟我一樣想法。”

“永遠不會,永遠。”我幾乎發起怒來。

那一陣鄰居們看見我們,都漠然地轉過身去,我知道,他們怕極了,怕我們為了加里的事,把他們也拖進去,彼此禮貌的打過招呼,就一言不發地走了。

我們突然成了不受歡迎又不懂事的鄰居了。

“加里,我們帶你去醫院,來,荷西抱你去,起來。”我把加里穿穿好,把他的家鎖了起來,荷西抱著他幾乎乾癟的身體出門時,不小心把的的腳撞到了床角,膿血馬上滴滴答答的流下來,臭得眼睛都張不開了。

“謝謝、謝謝!”加里只會喃喃地反覆的說著這句話。“要鋸掉,下午就鋸,你們來簽字。”國際醫院的醫生是一個月前替我開刀的,他是個仁慈的人,但手術費也是很可觀的。

“我們能籤嗎?”

“是他的誰?”

“鄰居。”

“那得問問他,三毛,你來問。”

“加里,醫生要鋸你的腿,鋸了才能活,你懂我的意思嗎?要不要打電報去瑞典,叫你家裡人來,你有什麼親人?”加里呆呆的望著我,我再問:“你懂我的德文嗎?懂嗎?”

他點點頭,閉上了眼睛,眼角再度滲出絲絲的淚來。“我——太太沒有,沒有,分居了——孩子,不要我,給我死——給我死。”

我第一次聽見他斷斷續續的說出這些句子來,竟然是要求自己死去,一個人必然是完完全全對生命已沒有了盼望,才會說出這麼令人震驚的願望吧!

“他說沒有親人,他要死。”我對醫生說。

“這是不可能的,他不鋸,會爛死,已經臭到這個地步了,你再勸勸他。”

我望著加里,固執的不想再說一句話,對著這個一無所有的人,我能告訴他什麼?

我能告訴他,他鋸了腳,一切都會改變嗎?他對這個已經不再盼望的世界,我用什麼堂皇的理由留住他?

我不是他的誰,能給他什麼補償,他的寂寞和創傷不是我造成的,想來我也不會帶給他生的意志,我呆呆的望著加里,這時荷西伏下身去,用西班牙文對他說:“加里,要活的,要活下去,下午鋸腳,好嗎?”

加里終於鋸掉了腳,他的錢,我們先替他換成西幣,付了手術費,剩下的送去了領事館。

“快起床,我們去看看加里。”加里鋸腳的第二天,我催著荷西開車進城。

走進他的病房,門一推開,一股腐屍般的臭味撲面而來,我忍住呼吸走進去看他,他沒有什麼知覺地醒著,床單上一大片殷紅的膿血,有已經幹了的,也有從紗布裡新流出來的。“這些護士!我去叫她們來。”我看了馬上跑出去。“那個老頭子,臭得人煩透了,”護士滿臉不耐的抱了床單跟進來,粗手粗腳的拉著加里剛剛動過大手術的身子。“小心一點!”荷西脫口說了一句。

“我們去走廊裡坐著吧!”我拉了荷西坐在外面,一會兒醫生走過來,我站了起來。

“加里還好吧?請問。”我低聲下氣的問。

“不錯!不錯!”

“怎麼還是很臭?不是鋸掉了爛腳?”

“啊!過幾天會好的。”他漠然的走開了,不肯多說一句話。

那幾日,我飲食無心,有空了就去加里的房子裡看看,他除了一些陳舊的衣服和幾條破皮帶之外,幾乎沒有一點點值錢的東西,除了那一大櫃子的罐頭食品之外,只有重重的窗簾和幾把破椅子,他的窗外小院裡,反倒不相稱的長滿了糾纏不清、開得比那一家都要燦爛的花朵。

最後一次看見加里,是在一個夜晚,荷西與我照例每天進城去醫院看他,我甚至替他看中了一把用電可以走動的輪椅。

“荷西,三毛。”加里清楚的坐在床上叫著我倆的名字。“加里,你好啦!”我愉快的叫了起來。

“我,明天,回家,我,不痛,不痛了。”清楚的德文第一次從加里的嘴裡說出來。

“好,明天回家,我們也在等你。”我說著跑到洗手間去,流下大滴的淚來。

“是可以回去了,他精神很好,今天吃了很多菜,一直笑嘻嘻的。”醫生也這麼說。

第二天我們替加里換了新床單,又把他的家灑了很多花露水,椅子排排整齊,又去花園裡剪了一大把野花,弄到中午十二點多才去接他。

“這個老人到底是誰?”荷西滿懷輕鬆的開著車,好笑的對我說。

“隨便他是誰,在我都是一樣。”我突然覺得車窗外的和風是如此的怡人和清新,空氣裡滿滿的都是希望。“你喜歡他嗎?”

“談不上,我沒有想過,你呢?”

“我昨天聽見他在吹口哨,吹的是——‘大路’那張片子裡的主題曲,奇怪的老人,居然會吹口哨。”

“他也有他的愛憎,荷西,老人不是行屍走肉啊!”

“奇怪的是怎麼會在離家那麼遠的地方一個人住著。”

到了醫院,走廊上沒有護士,我們直接走進加里的房間去,推開門,加里不在了,綠色空床鋪上了淡的床罩,整個病房清潔得好似一場夢。

我們待在那兒,定定的注視著那張已經沒有加里了的床,不知做什麼解釋。

“加里今天清晨死了,我們正愁著如何通知你們。”護士不知什麼時候來了,站在我們背後。

“你是說,他——死了?”我愣住了,輕輕的問著護士。

“是,請來結帳,醫生在開刀,不能見你們。”“昨天他還吹著口哨,還吃了東西,還講了話。”我不相信的追問。

“人死以前總會這個樣子的,大約總會好一天,才死。”

我們跟著護士到了帳房間,她走了,會計小姐交給我們一張帳單。

“人呢?”

“在殯儀館,一死就送去了,你們可以去看。”“我們,不要看,謝謝你。”荷西付了錢慢慢的走出來。醫院的大門外,陽光普照,天,藍得好似一片平靜的海,路上的汽車,無聲的流過,紅男綠女,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一群群的走過,偶爾夾著高昂的笑聲。

這是一個美麗動人的世界,一切的悲哀,離我們是那麼的遙遠而不著邊際啊

大鬍子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