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誰在敲門

別來打擾我,別敲門,也別寫信。

——威廉姆·巴勒斯

人在敲門,唱機里正在放柴可夫斯基的《睡美人》,

音量很響,但我還是聽見了敲門聲。天天看看我,“是誰啊?”“不會是馬當娜吧。”我說,我們倆沒有很多朋友,這是我們的致命弱點,但也是可愛的優點。

我走到門邊,從貓耳眼裡一瞧,果然是個陌生人。我把門開了一條縫兒,問他找誰。“如果您有興趣有時間的話,我願意向您介紹我們公司新開發的吸塵器。”他的臉上浮上熱情洋溢的微笑,用手摸一摸喉結下的領帶,彷彿只要我說“願意”他就會即刻發表一通不會令我失望的演講。

“這個……”我不知如何是好,粗魯地打發一個不算難看也不算危險的男人可能是需要厚臉皮的,他能把一身廉價的西服穿得這般整潔乾淨,就更能說明這個男人的健康人格。不能粗魯地打擊這種自尊。而且我也沒事可做。

天大吃驚地看著我把陌生男人領進來,男人落落大方地掏出一張名片給他,打開隨身帶著的大包,取出一個鋥亮的吸塵器,“他要幹什麼?”天天低聲問我。

“讓他試試吧,我不好意思回絕。”我低聲回答。

“如果試了又不買,更不好意思。”

“可他已經在試了。”我言不由衷地說。

這還是我住到這公寓後頭一次碰到這種情形,這城市的上門直銷浪潮在90年代初作為商品經濟新氣象盛行一時後,到現在己漸漸平息了。今天這事純屬偶然。

陌生男人大力彎腰,手持吸塵器在地毯上一遍遍地清掃,吸塵器發出不輕的噪音。天天躲到另一個房間去了,“這機器吸附性特別強,甚至可以吸出地毯上的蟎蟲。”男人大聲說。

我嚇了一跳,“蟎蟲?”

他幹完後把一堆髒物倒在一張報紙上,我不敢細看,怕發現有蟲子在蠕動。“多少錢?”我問。

“3500元。”他說。

這遠遠超過我的心理價位,我承認我對商品價格常識的無知。“但物有所值,等你們添了小孩,這機器的作用就更明顯了。它有助於保持家庭衛生。”我沉下了臉,他居然提到“小孩”。“對不起,我們不想買。”

“可以打八折的,”他堅持不懈,“一年保修,我們是正規的大公司。”

“謝謝,耽誤你時間了。”我把門打開,他面不改色地收拾好東西,穩步走出門外,然後一回頭,“您有我電話,如果改變主意,可以跟我聯繫。”

“CoCo,你什麼都想試,總是給自己惹麻煩。”天天說。

“什麼麻煩?至少他清理了一下地毯。”我吐了一口氣,在書桌前坐下來。天天說我“什麼都想試”,真不知道他指什麼。

敲門聲又響起來,我一把拉開門,這次是隔壁的鄰居胖阿婆,她手裡是一疊積留在樓下信箱裡的水電煤電話賬單,還有兩封信。我記起來我們的信箱已經有好幾個月沒去查看了,反正也沒上鎖。我向胖阿婆道了謝,她笑呵呵地走了。

這兒的街坊鄰居都有種老上海人特有的熱心腸。他們似乎都沒什麼錢,下了崗的主婦精打細算著安排日常生活,廚房的窗外掛著風乾的小魚,醃製的蘿蔔,不時有煤餅爐子的煙飄過來,穿綠色校服掛紅領中的小孩子們玩著永不過時的槍戰遊戲。而老人們圍在小公園的一角下象棋,打“大怪路子”,風不時吹起他們雪白的鬍子。日夜交替的時光就在醜陋的工房和破敗的馬路上空無聲無息飛過了,而對於大多數上了年紀的上海人來說,這種街區是他們最熟悉的帶著種懷舊氣息,對於年輕一代而言,這則是被排斥的,終將被取代的地方,是毫無希望的下只角,然而在這地方住久了,就能感受到一種樸素的氣質,暗暗持續的活力。

那兩封信其中之一是從西班牙來的,我把信遞給天天,“是你媽來的信。”他正躺在床上,我把信丟在他手邊,他拆開來,看了幾行說,“她要結婚了……另外還提到了你。”

我好奇地湊過去,“我可以看嗎?”他點點頭,我跳上床,他從背後抱住我,雙手把信紙舉到我面前。

“我的兒子,最近怎麼樣?上一封信你提到你現在和一個女孩子住在一起,你沒有仔細說一說她(你的信總是那麼簡單,讓我失望),但我猜想你很愛她,我瞭解你,你不會隨隨便便地接近一個人。那樣很好吧,你終於有個人做伴了。

……下個月的1號我要結婚了,當然是胡安,我們住在一起很長一段時間了,相信可以默契地長相廝守下去。這邊的中餐館依舊那麼好,令人想不到的,我們正在考慮近期來上海開一家餐館,那將是一家正宗的西班牙餐館。我盼望和你相見的那一天。雖然我一直不明白你為什麼不願意來西班牙,你對我似乎從不信任,某種不好的東西一直阻隔著我們,但時間過得那麼快,10年過去了,你也已經長大了,不管怎樣,你是我最心愛的兒子。”

“這麼說,你和你母親可以見面了。”我放下信,“10年裡她居然一直沒來上海看你,你也沒去她那兒看她,真夠奇怪的。”我看看他,他臉色不太好。“所以我不能想象你們母子見面會是怎麼樣的情形。”

“我不希望她來上海。”天天說著,身體向後一仰,倒在厚厚的枕頭上。睜大眼睛看著天花板,天花板是空無一物的白色,可以引誘人墜入無盡的虛空裡去。“母親”這個稱呼在天天曾經告訴過我的那個故事裡變得蹊蹺難辨,分明還帶著他父親意外死亡事件所烙上的陰影。

“我以前的媽媽長得像仙女,頭髮長長的,說話很溫柔,身上總是有一股香氣,手指很軟很白,會織各種漂亮毛衣……這是我在10年前見到她的樣子。後來,她也寄過一些照片給我,我都扔了。”天天眼睛對著天花板說。

“她現在是什麼樣子呢?”我對那個遠在西班牙的女人充滿了好奇。

“我不認識照片上的人。”他在床上轉了個身,背對著我。一種厭煩的情緒影響了他。他寧可用寄信或寄卡片的方式與她聯繫,不能想象有朝一日她會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那樣不行,如果那樣,他的某種受控著的精神防線就完蛋了,世上有千萬對母子,像他們這樣的不多,有一道關橫在他們之間,本能的血緣之親和溫情克服不了那種猜忌,愛恨交織的這一場戰爭會一直延續到無法預知的故事尾聲。

另一封信則是由馬克寄給我的,信封裡裝了兩張請柬和他的簡短附言,“那次派對上你給我很深的印象,希望可以再次見到你。”

我對天天揚了揚請柬,“去看畫展吧,那個德國人馬克果然不食言。”

“我不去,你一個人去吧。”天天閉上眼睛,看上去並不高興。

“咦,你一向很喜歡看展覽的。”我置疑道。這是實情,他經常揹著相機去看各類藝術展,畫展、影展、書展、雕塑展、傢俱展、書法展、花展、汽車展,以及各種工業器械展,在一大堆令人吃驚的作品中流連忘返,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展覽參觀狂。那是他窺視外部世界真面目的窗口,按精神分析師吳大維的說法,一個幽閉症患者又往往是一個偷窺愛好者。

“我不想去。”天天突然一動不動地盯著我的眼睛,用一種抑制不住的譏諷說,“那個德國人總是對著別人的女朋友獻殷勤嗎?”

“哦,你這麼認為嗎?”我反唇相譏,這種情形真是少有,天天的眼睛一多疑就變得像蝸牛一樣冰冷,讓人不適,眼白多眼黑少。而我還報以粗魯的態度可能緣於內心的虛弱,彷彿身上的某處暗瘡讓敏感的天天一下搔到了。

天天緊閉上嘴,一語不發地走進另一個房間。他的背影彷彿對我說,“別拿我當傻瓜看待,你們跳了一夜的貼面舞,接下來他又跟著我們走進過這房間。”我也閉上了嘴,一言不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