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憲實講唐史專家座談(8)

我自己做跟文化相關的電視產品的時候，我告訴部下一句話“來自於知識分子的建議和批評我們都不要聽”，當場就會受到反擊，因為他們會說“你不是知識分子”。我個人認為為什麼也很重要呢？比如剛才我們認為電視媒介不是好東西，實際從傳播學上講，電視媒介是所有已存的媒介中從信息源出發傳播信號耗損最弱的。比如我們看文字的時候需要調集自己的想象，想象力差一點的人就不會想背後的一些東西，報紙網絡複製了一部分，但是我們不敢說他說的是真的，因為我們看不見圖像。所以我覺得電視媒介不應該放棄，在我創辦《世紀大講堂》的時候，後來創辦了一個讀書節目《非常接觸》，這個過程當中我都告訴節目的同仁不要聽取知識分子的意見，我們自己已經是知識分子了，我們民眾化了以後要相信自己做的是符合大眾利益的。我們一旦聽到來自知識分子的批評的話，把他看作一種表揚，如果我們聽到一個賣菜的批評我們的節目不好，就糟了，因為我們的節目是給他們做的，我們在給賣菜的看的節目中如果說到陳丹青老師，那一定是一個笑話，但是就在這個笑話當中前後中間會包藏一些知識性的東西。為什麼請明星做廣告？因為他能帶動我們看裡面的內容，我們為什麼不能用各種笑話的方式把陳丹青老師的書夾雜在裡面讓受眾接受呢？這是一個判斷，也可能不準，但是我一直堅持下來了。我在《世紀大講堂》那段時間，從錄像的過程中從頭笑到尾，我也顧及到它不是一個娛樂節目，又怕大家聽了一段時間都睡了，我就一直逗他們。現在錄節目是一開始進場就拍觀眾的鼓掌、笑，然後在中間該插的時候插進去。現在換了幾屆主持人，前幾屆還是我提名的，實際從第二個開始已經不顧及傳播效果了，只是覺得找了一個好的老師，他講了一輩子課，但是畢竟還是一種電視化的東西，一定要從課堂上的東西降下來，降到賣菜的都能聽懂。

另外一個判斷。我在鳳凰衛視長達六年的時間，它的歷史專題片都是我一個人寫的。我那時候形成一個判斷，我不認為全世界的老百姓對歷史的東西有某種期盼，我們要想給他們做節目可能會遭遇很大的麻煩，因為他們不喜歡那種東西。（李孝聰：這兒是京城，京城裡面你坐任何一個出租車，他三句話絕不跟你談股票，準保是哪個人下台了；在上海坐出租車，他三句話準保跟你談股票。《百家講壇》一定要調查你的具體受眾。）因為這個事兒比較複雜，涉及收視調查的標準。我如果寫一個新聞專題片，一定會比歷史專題片吸引人。（張國剛：為什麼《百家講壇》這麼成功呢？）如果一個頻道長期堅守做成一個有知識分子傾向的專業頻道，裡面的一些欄目又長期忍著台長和總編對他的迫害，他的收視率不會高。（張國剛：知識分子不看《百家講壇》，很少看，知識分子看的東西收視率肯定上不去。）如果一個外圍的知識分子，比如他是學物理的，他會看《百家講壇》。我爸爸是學物理的，每期《百家講壇》他都看。還有一些退休的人，仍然關心國家命運的，他以史為鑑，也會看《百家講壇》。（張國剛：你說老百姓喜歡兇殺、色情，你就做這種節目，這就糟糕了，千萬不能有這種想法。）我在任何一次央視、北京台開會的時候，我都施展自己微小的力量說一件事，老百姓有他想要的，有他應該要的，我們做傳媒的不能說老百姓想要的我們就專門給他這種東西。任何一個最差的法制節目收視率都會比文化節目的收視率高，因為這是老百姓想要的，他應該要的、他不知道的，我們有責任去做這部分，所以我堅決反對收視率是唯一的標準。我們有時候標準太高，我覺得要適當降低，但是又不能降得很低。

萬衛：

我們《百家講壇》綜合排名是十套第一，有收視率指標，有領導、專家的打分，有時間權重、頻道權重，還有經費，各方面的考核。

李孝聰：

80年代我提出了，陽春白雪、下里巴人絕不能再要了。雅俗共賞沒門，哪兒有什麼雅俗共賞？要根據觀眾的需求。